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任何地方都得讲个规矩。军队里面更是如此,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于军队管理,开始下起了一番苦功。明朝以武力平定天下,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武将仗着功劳最大,飞扬跋扈的情况。而且,除了少数人,大部分武将都不会自我约束。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开国将军蓝玉。他在自己家里很多庄奴,还认了很多干儿子,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做了很多违反的事情。因为侵占民田,御史去责问时,蓝玉直接把御史逐出。
这种事情的发生,对于朱元璋来说,就是一声警钟。他必须设立一套制度,可以用来管理军队,约束武将的行为。在刘伯温的帮助下,朱元璋把全国的军队整编为卫所,从京城到地方,都设立卫所。
卫所中,士兵实行屯田自养的政策,从而为国家节省军费开支。在兵力配置上,朱元璋在京城地区,驻扎了六十万,其余地区分别驻扎一百五十万。也就是说,当时的兵力侧重京师。
为了防止军权过分集中在某位大臣手中,朱元璋又废除过去设立的大都督府,改设五军都督府。不过,五军都督府并没有掌握所有兵权。它们主要掌握军籍、训练和军政。
至于军官的任免、升迁、军令调动等,则交给兵部负责。所以,明朝初年有一句话,叫做“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
不过,兵部并没有权责过问五军都督府的事务。否则,视为违制。也就是说,在明朝初期,当时整个国家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是五军都督府最高长官左、右都督,以及兵部尚书。
在明朝初年那种崇尚武力的氛围中,五军都督府的最高长官左、右都督,级别都高于兵部尚书。左、右都督的官阶都为正一品,兵部尚书为正二品。
跟兵部以科举选中的人才不同,五军都督府的人选,都是那些功臣宿将。这个做法,有利有弊。功臣宿将大多亲身参与战争,对战争肯定更为熟悉。但是弊端也很明显,就是后继乏人。
不过,在朱元璋后期,明朝兵权曾短暂过渡到各地藩王手中。但是,在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又着手削藩,打压武将地位,提高六部尚书的品级。
到了永乐皇帝时期,五军都督府虽然地位很高,但实权已经开始归到兵部手里。五军都督府的很多职权都被不断裁撤,而兵部的权力是在不断上升的。
兵部掌握的职权,包括皇帝、皇后、皇太后出行时车驾排列,礼仪排场,以及宫廷守卫。京城军队的操练,以及其他大小军政,都归兵部掌管。
不过,在永乐皇帝时期,五军都督府,依然极有分量。真正让五军都督府开始衰落的,还是明朝中期,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战。公元1449年,住在北京的正统皇帝朱祁镇接到蒙古瓦剌率军入侵的消息。于是,在宦官的怂恿下,决定亲征蒙古。
为了打赢这场战争,皇帝把几乎把最好的家底都搬空了。除了各样武器,还有那些功臣宿将,文武大臣。因为愚蠢的指挥,明朝军队行军至土木堡时,被蒙古军队击败。很多大臣在这场战役中阵亡。
这些人中,有一些是亲身参加战争,凭着自身军功得到官爵的。甚至还有朱棣时期的名将,如英国公张辅。也有功臣宿将的后代,如平乡伯陈怀。这些人都是五军都督府的支柱力量,他们的去世,对于五军都督府的力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而在土木堡之变后,兵部尚书于谦开始统率京城防务,抵御蒙古军队入侵。此时,于谦掌管的兵权,不仅是兵部,包括五军都督府的兵权,也被囊括在内。
于谦去世后,兵部的权力,依然没有下降,反而地位开始越发重要。在过去,五军都督府还有掌管武将提拔选任,军队操练的职权。到了明朝中后期开始,各地都司卫所呈送给朝廷的奏报,都是直接跳过五军都督府。
至于操练军队,也不归五军都督府管辖。因为这些权力,都交给巡抚,以及下层军官负责。五军都督府实际被架空了。而这些人也不向五军都督府负责,而是向总督,或者朝廷兵部汇报。所以,到明朝中后期,朝廷实际的最高军事机构,已经成了兵部掌管,而不是五军都督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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