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令》是东汉末年军事家、文学家曹操作的一篇散文。文中连用史实和典故，使得求贤标准形象地表达出来，突出“唯才是举”。这篇文章，写得起伏交幻，感情如层峦叠嶂，行文似游龙戏水。语言简明、洗练，要言不烦，颇具说服力。

【原文】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

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注释】

令：是一种文体名称，是皇帝或大官向文武官员或民众发布的一种告谕文字。

受命：古代把开国即帝位说成是受天命。这里指开国。中兴：由衰败而重新复兴。

曷（hé）尝：何曾，哪有。

曾：乃、往往。闾（lǘ）巷：里巷。

“孟公绰（chuò）”二语：见《论语·宪问》，是孔子的话。孟公绰：鲁国人，性寡欲，廉洁有德。赵、魏：晋国赵氏与魏氏两家，世为晋卿，封邑比小国还大得多，后与韩三家分晋。老：家老，家臣，私家奴仆的头头。优：有余。滕、薛：两个小诸侯国，均在今山东境内。这句是说，孟公绰寡欲廉洁而缺乏才能，作为大贵族家臣头头是好的，作为小国的官员是不行的。

齐桓：齐桓公，姓姜，名小白，任用管仲，使齐国强大，成为五霸之首。但管仲并不廉洁，早年和鲍叔做买卖，他多取利金；后为齐相，生活奢侈。这句说齐桓公如果一定要用廉士，则不能用管仲，也就不能称霸于世了。

被褐（hè）：穿着粗麻的黑色短衣。被褐怀玉比喻怀才不遇流于困顿，语见《老子》。这句指姜尚（字子牙），殷商末年钓于渭水岸边，被周文王访到，尊为国师，治理国家，使国家兴盛起来，最后佐周武王灭了商朝。

盗嫂受金：指陈平。汉高祖的谋臣陈平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接受贿赂。魏无知了解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刘邦。刘邦问他有无此事，魏说，你问的是“行”，我荐的是“才”，当前最需人才，盗嫂受金算什么！后刘邦重用陈平，建功立业。

二三子：诸位，你们，指臣僚下属。佐：帮助。明扬仄（zè）陋：发现推举那些埋没在下层贱业中的人才。

唯才是举：只要有才能，救举荐上来。

【译文】

自古以来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个不是得到贤德的能人和他一起治理国家的呢？在他们得到人才的时候，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偶然的际遇吗？是上边的人寻求发现的呀。这是特别需要访求贤才的时刻。

“孟公绰做大贵族的家臣是好的，但却当不了滕、薛这样小国的行政长官。”假如非得是廉洁的人，才可以任用，那么齐桓公怎么能称霸于世呢！当今天下有没有（像姜尚那样）身穿粗衣怀有真才在渭水岸边钓鱼的呢？又有没有（像陈平那样）被指斥为盗嫂受金而没有遇到魏无知推荐的呢？

诸位要帮助我发现那些埋没在下层的人才，只要是有才能的就举荐出来，使我能得到而任用他们。

【创作背景】

〔文化背景〕

东汉是士人气势高涨的时代。由于自西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的影响，儒家在政府的政策性培植下得到极大的发展，在当时能通经的士人，不但在政治上、学术上享有优越的地位，在社会上也享有高度的评价。因此，士人也自视甚高，对自我的德行要求也甚高。西汉亡后，经过战乱，光武终于中兴汉室，光武帝为鼓励在纷乱之时保持高风亮节、特立独行的节义之士，特别予以表扬，此举固无不当，但却造成一种为享大名于天下而刻意隐逸、或以借“道德良好”来达到引人注目、立异名高的目的。于是，选举、群召等拔取政治人才的制度，一变而被扭曲为“道德比赛”的工具。道德是必要的，但它是一种发自内心，印证于日常生活的修养，它固然可以评议、比较出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但却不适合拿来比赛，因为毕竟道德修养的目的，在于端正人的行为与社会风气，而不是与人一较高下来猎取官位或沽名钓誉。然而这种道德比赛却确已成为当时的风气。再加上东汉末年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交互窃柄，更促使士人激愤，太学“清议”更应运而生。司马光曾说过：“三代以来，风俗以东汉最美。”这话不错，但仅止于个人的道德；亦即士人当时的关注、评议之焦点与判准，大多以私德为断，而缺乏对实际治事能力的考虑。因此，风俗虽美，但士风虚矫，空谈道德，但事功全无，缺乏实事求是之精神；于是乎天下分崩，苍生饱受流离之苦。至曹操崛起之时，士人大都均与道德告别了，其态度呈现一种两极化的发展：一是由清议转为“清谈”，超乎现实，在乱世中依然潇洒悠哉游哉，走向清虚空灵之路；另一就是由不齿做一个这种空言道德，百无一用的废物，而反动为循名责实，只讲求如何强力操作实际政治，而明白宣告道德破产。这两条路线的发展，成为魏晋时期的历史主流。

〔政治背景〕

赤璧之战后，刘备占有了荆州和附近诸郡；孙权力量也日益壮大；三国鼎立局面己基本形成。曹操要实现统一天下的理想，阻力非常的大。于是他在建安十五年（210），以迫切的心情，写了这道求贤令，希望有更多的“贤人君子”和他一起“共治天下“。[3]

【鉴赏】

〔文学鉴赏〕

这虽然也是一篇政策性极强的文章，但由于曹操求贤心切，字里行间，交织着深沉的感情，文辞恳切，语言淳朴率直。

文章开头从大处着眼，纵谈自古以来，“受命及中兴之君"成功之道莫不都是得力于“贤人君子"的“共治”。但因“上之人"往往不善于识别贤才，以致“贤人君子”有时就在附近，也没有发现。这就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要得贤，首先必须识贤。

文章第二段从泛泛而谈转入有针对性的议论，并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为了阐明提出这个方针的思想依据，他先原文照引了孔夫子的一段话，用孟公绰宜做什么什么和不宜做什么，来说明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道理。接着又列举了三桩历史事实来证明“唯才是举”方针的正确性：齐桓公善于用人，成了春秋第一霸主，周文王赏识姜尚，完成了灭纣兴周大事业，陈平得魏无知推荐，为刘邦干出一番大事。在这个层次中，笔墨经济而传神。对于历史人物、事件，因为是人所共知的事，所以并不作细微末节的阐述。而只是择其大端，要言不烦的勾勒点染，并有机地融进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这简要的文字中，随着感情的起伏，句式也错综变化。对孟公绰优缺点的评论，虽只是孔子的推测，但反映的却是用人政策的重大基本原则：扬长避短。所以引用了原文，显得严肃庄重。齐桓公是曹操所钦佩的，所以用了感叹句。而感叹之中又略含不需回答的反问口气，好像在自省，显得坚定有力，是作者内心激情的迸发。垂钓渭滨的姜尚，未遇魏无知的陈平，则是作者所要索求的人物，所以用了虚拟句，显得婉转、谦虚，富于情味，是作者内心激情的含蓄流露。

文章第三段以“吾得而用之”结语，点出举贤的目的，照应开头，开国中兴的雄心异志跃然纸上。“用世"的目的，对怀才不遇之士更具吸引力。

这篇令文，没有官方那种庸俗的气息。全文写的洒脱清峻，不加雕彩，说事言理，明自如话，于细细评说、反诘疑问中隐含着作者对贤才的一片诚挚渴求之心。文章虽短，但事理完备。这篇令文虽不注重辞采藻饰，读来却饶有风味，因为这篇文章用词形象贴切，比喻生动恰当。如运用姜尚、陈平事，没有更多地铺叙，而是以事出论，巧妙地将历史事实与人才标准统一起来，借史证己，以己说史。这种写法，既增强了令文的说服力，又使应用文字平添了一种文学意味；既容易使臣僚从历史中来体悟现实，又使自己提出的求贤标准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可谓小中有大，实中有虚。

〔名家点评〕

张溥：“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然曹氏称最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魏武帝集》）

杨钧：“湘绮（王阎运）教人作文，必学范书（后汉书）及曹操文。曹文无长篇，篇数尤少，如何可学，余甚疑之。后乃知其短篇，皆具长篇气力，不骈不散，有子长（司马迁）之遗则。盖孟德诗文，皆有过人之处，其气概之雄伟，乃得之天生。犹之阮嗣宗，诗文皆御风而行，不许他人拟议也。”（陈登原《国史旧闻》引）

郭预衡：“像这样的政令文章，在战国以后，经过两汉几百年间，都不曾有过，两汉帝王也曾多次下过求贤的诏令，其中所说大都是先德而后才，没有讲‘唯才是举’的。更没有讲‘不忠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便‘勿有所遗’的。曹操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当时确实急需人才，迫不及待，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另一方面，东汉以来社会上所谓‘孝廉’、所谓‘‘仁孝’，早已是空；行其名，要用人才，必须打破传统，‘唯才是举’。不过曹操的‘唯才是举’主要是指那些为我所用之才；如果不为我用，即使是人才也未必举的。”（《中国散文史》）

〔后世影响〕

曹操的《求贤令》代表了对东汉士风强烈的反动——道德无用，唯才是举。这种弃德唯才的政治风格，以当时的时代背景看来，有一定的合理性。曹操这种弃德唯才的用人导向，并不合理，不免被批评为奸雄作风，可能是曹操为其自身出身卑微作的抗议，但在错误中仍有其悲凉、有其可取之处——毕竟从政是造福百姓的事业，没有才能空谈道德是不行的；然而亦毕竟偏激，完全不要道德，造成魏晋南北朝长期的篡乱、烧杀。光凭才干，也不是能解决时代大问题，故德才兼备才是合理导向。

【作者】

魏武帝曹操（155年－220年3月15日），本名吉利，字孟德，小名阿瞒，豫州刺史部谯（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曹魏政权的奠基人。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亡人口、实行“租调制”，从而使中原社会渐趋稳定、经济出现转机。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获封魏公，建立魏公国，定都河北邺城，而后进爵魏王。去世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

曹操喜欢用诗歌、散文来抒发自己政治抱负，反映民生疾苦，是魏晋文学的代表人物，鲁迅赞之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同时曹操擅长书法，唐朝张怀瓘《书断》将曹操的章草评为“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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