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永军

辛丑牛年六月，当我站在清帝师杜受田的铜像前，品读着那副“文思洒落玉宸上，正色昭融珠斗间”对其才华官德评价的楹联。忝列文化人且素来喜好游名人故居的我，一下子为自己的孤陋脸红了。

滨州距离省城济南，驱车顶多也就是两个小时的路程，基于地缘和工作原因，这些年我曾多次路过滨州，按说早该来拜谒的了，然而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倘若此次不是承蒙滨州企业文化学会赵新波会长盛邀，我真不知道滨州古城区还有一座“一门之盛，甲于天下”的帝师故居，更不知道这里尘封着一个家族500年间长盛不衰的延世奥秘。

一

这是一座具有明清鲁北民间建筑特色的旧建筑，也是杜受田从出生到青年时代生活、读书的地方。相对于主人的身份，故居的建筑极为普通。它是杜受田的父辈们和众多的叔兄弟们的房产，大院占地约20亩，有28个院落，380间房屋。大院的奠基人为杜诗，位居二品，按照明朝礼制，他家的大门可以开三门，五架大梁，但杜家宅仅一门;他居住的房屋，可五间正房九架大梁，但杜家仅三间正房五架梁。延传至杜受田，虽然位居一品，但硬是地未置一亩，房未增一间。大院的房屋装饰也非常简洁，大梁上一概没有绘画，雕刻少线条少。人道是“侯门深似海”，而这里，既没有崔嵬宏伟的高墙大院，也没有花遮柳护的亭台楼阁，更没有金碧辉煌与珠玉翠绕。不要说王侯将相，就是同一般官宦人家相比，也显得有点寒酸。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这座低调平实的大院里，却走出了跨越五百年明清两朝国内不多的知名望族，有着“十二进士出一门”、“四世六翰林”、“四代为相”、“满门皆清官”之显赫与荣耀。整个清代，滨州地界考取了28名进士，杜家一门就有9名；明清两朝，滨州杜家出了12名进士、8名举人、327名秀才和贡生。他们构成了杜家为官的基本队伍。至于出了多少基层官吏，连杜家人自己也说不清。《中国文学大词典》、《书画大词典》、《中国名人大词典》，对杜家均有记载。

官高不自傲，位显不招摇。低调，内敛，谦逊，平实。或许，这正是门楣显赫的滨州杜家鲜为人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也正是这种低调为官做人，让这座帝师故居充满了令人神往的延世奥秘。

二

岁月不居，古老坊巷，文脉悠悠。经过悬挂着“太师第”、“相国第”横匾的木牌坊，走进杜家大院可发现，与牌坊相辉映，最抢眼的景观是大门内墙上琳琅满目的牌匾。东大门内有“方伯第”“相国第”，北山墙上悬挂“会元”、“传胪”，南山墙上悬挂“亚元”。穿过大门，向前左拐，二门上悬挂“祖孙父子兄弟伯侄翰林”匾，还有堂堂皇皇的“翰林”堂，“举人”、“进士”、“士大夫第”等。这些牌匾，每一块似乎都想向游人诉说这里昨天发生的故事。它们是杜氏一门的功德荣誉，更是历代杜氏子孙发奋成才、终成正果的旌表。

“方伯第”，专属于杜诗。他是杜受田的八世祖，曾任明末湖广、江西布政使，相当于现代的省长。“相国第”，是杜受田的荣誉。清道光三年，杜受田参加会试，考中第一名，称“会元”；参加殿试考中二甲第一名，称“传胪”（一甲前三名称“状元”、“榜眼”、“探花”）；咸丰继帝位后，提升其为协办大学士，民间俗称大学士、翰林等为“相国”。

“祖孙父子兄弟伯侄翰林”，指的是从清嘉庆六年进士、翰林杜堮，至咸丰六年进士、翰林杜庭琛四代人五位翰林；祖孙是指杜堮与道光二十四年进士、翰林杜翰，道光十五年进士、翰林杜䎗，以及杜受田与杜庭琛；父子指的是杜堮与杜受田，杜受田与杜翰、杜䎗，杜䎗与杜庭琛；兄弟指的是杜翰与杜䎗；伯侄指的是杜翰与杜庭琛。因此，四世五翰林在滨州传为佳话，成为奇迹。

“亚元”是杜坊的荣耀。嘉庆五年（1800年），杜堮的长兄杜坊高中庚申科乡试亚元（第二名）。

……

这些匾额，不仅给杜家带来了高光的荣耀与辉煌，也吸引了明清时期不知多少文官武将出入杜家宅第，多少文人墨客为之倾倒，从而使得黄河三角洲这方宝地更加灿烂。

荣耀的背后是精神。在物质世界中跄踉蹒跚的人类，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哲学家以逻辑思维为人类设计了那么多的航灯路标，文学家用形象描绘为人类营造了那么多的诗化乐土；庙宇中的祭奠，教堂间的牧歌，禅房内的经声，道观里的诵诫……这些或高尚或有趣或无奈或乏味的精神建构和活动，都试图安顿人类那扯碎了的梦中惊魂，并从中觅索一方精神的守望之地。

滨州杜家为什么会诞生那么多的高官显臣？导游员借用坊间传说，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了三个原因：

一曰杜家的阳宅吉。地处滨州城的最高处，与滨州城十字街北的知州衙门隔街相望，尽收天地精华，古来就是吉祥之地，连地下的基土都是红色的。

二曰杜家的祖坟灵。地处阴阳平衡的高岗，距滨州城一里之近，西邻宋代状元胡旦墓，再往西是明代户部尚书张西铭墓。

三曰杜家的水质奇。杜家大院共有3眼水井，一在主院院内，一在女眷绣楼耳房屋内，一在杜家“大同客栈”屋内。主院的水井修建于宋朝，俗称状元井，井深12米多，在滨州这种平原地区极为罕见。坊间相传，此乃渤海的两口气眼之一，尽占天地灵气。

三

历史常是成功者的自我宣传。作为滨州地文化翘楚和一代帝师，杜家完全有资格成为后世的学习榜样。但将一门兴盛附会于风水，将人杰归于地灵，忽视人本要素，似乎有点八卦玄学，令人难以置信。

那么，杜家兴盛五百年的真正奥秘是什么？透过帝师居的古坊古井古匾，从院落中那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文化液汁的故事里，似可爬罗剔抉出共振于历史与现代的真实，觅寻到杜家科甲鼎盛的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

其一，家和环境氛围的瞑霭润养。一个人的德行及生活方式，既取决于他所处时代的氛围与习气，也取决于他骨髓和血液中所传承的种种特质。杜家大院，又称“八大院”。顾名思义，应是兄弟八人始居于此。从杜氏家谱上看，只有杜氏第十四世、杜受田之父杜谔一辈是亲弟兄八个。可以断定，“八大院”之名始于此。

“八大院”有一个显著的与众不同：东南西北各个方向不仅有大门，也有过道，四通八达。大院内，各个小套院之间不仅开后门、侧门，而且还有门道相接、廊厦相连。整个大院内没有一处封闭，空间上相对独立，氛围上户户相通，彰显着一派兄弟亲密、妯娌和睦的亲情温馨，一种“家和万事兴”的齐家旺象。

与院落布局相应，杜家十分看重和遵循一条“家和”理念：“自来家之不和，多起于妇人。以其性多猜忌，好记小嫌；又或偏私易惑，藏获投间；又或意为爱憎，气欲凌人。种种不通，难为理喻。故择婚不可不慎，必取诗礼之家，毋贪货财，毋贪族望。”因此，杜家高度重视女德之于人伦和睦、家道兴衰的关系，尤重女德培养。与此同时，在子女择偶上也把女德视为重中之重，与曲阜孔家、广东海丰吴家、惠民魏家大院魏家、惠民李阁老李家、桓台新城王家等名门望族，都有着姻亲关系。正是这等居家环境的开放与包容，兄弟妯娌间的和谐相处，锻造了杜家一大批清官干吏，他们从“修身齐家”走上“治国平天下”的舞台，人人都像这座建筑一样，外圆内方，进退自如。可以说，杜家一门的良好素养和为官修为，发端于其家族厚德敦伦、治家睦邻的“家和”瞑霭润养，正能量挥洒几乎遍布于全国各地。

其二，家教文化土壤的苍烟滋染。杜家先贤对教育尤其是幼教极其看重，作为了家族的头等大事和家族延续的百年大计，有着深邃的智慧、超前的意识。杜氏家训写道：“生而知学者，无有也；生而不可教者，亦无有也。孩提渐远，知识渐生，此时如泉出山，清莹秀澈，流而不息。”明洪武二年（1369），杜家始祖杜雄飞作为朝廷移民落户滨州经营药铺，在家有余财后即始顾及子孙教育，至第五世出了杜纶、杜勋、杜勣三位秀才，开创了耕读传家的家风；明嘉靖、万历年间，家族教育飞速发展，科举中第者络绎不绝。嘉靖四十四年六世杜其萌中进士，万历二十六年八世杜诗中进士，万历二十九年七世杜承式中进士，家族逐步走向兴盛。

从家族教育的硕果中，杜家人更加认定教育的重要性。万历三十七年，杜诗在为母亲守制期间，撰修了家族第一部家谱《杜氏世谱》，以宣扬祖宗旧德，昭示后人，首创了修谱垂训之风。杜受田曾祖、清乾隆二年进士杜鼒，在杜氏家族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他对子弟的教育首先做到了率先垂范、正人先律己，并臻成行为规范。杜鼒之子杜彤光虽未出仕，但对家族教育贡献极大，并将其教育理论推向社会，投资并参与了滨州城第一所官办学堂“培风书院”的修建与管理，对清中后期滨州的文化教育繁荣有首列之功，其教育思想在继承“子弟皆当学”传统内容的同时，提出了“孩提之童，知爱知敬，始家邦终四海”的德育理念，并倡导“身教言教并重”的教育方法，要求“身为家长，宜率先子弟，各执其业，修孝悌忠信之行”。正是这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可行的教育实践，从其儿子杜堮开始，孙子杜受田，曾孙杜翰、杜䎗，玄孙杜庭琛均中进士、入翰林，支撑了杜氏家族代有英才出的壮美。

其三，书卷品味气息的黾勉拂煦。在杜家大院的墙壁上，书写着一则“双龙跪臣”的故事：说杜受田担任咸丰老师，抓学习非常严格，有一次对完不成功课的咸丰大加训斥，责令跪地。道光皇帝恰好路过，一时爱子心切，随口说道：“读书也是君王，不读书也是君王，大清天下马上得。”杜受田立即辩驳：“读书知理是明君，不读书知理是昏君，一统江山马下治。”为了维护治学之道，不惜顶撞皇上，一副儒臣的凛然正色。道光皇帝自知理亏，便与咸丰一同在孔子像前跪拜，向杜受田致歉，从而留下了“双龙跪臣”的佳话。

如果说此事不足以表明杜门重视读书的话，那么，悬挂于杜家庭堂的杜氏训词，如“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学优则仕，不优则不仕，优亦不必仕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等，被杜家一代代引以为治家圭臬，便可作为佐证和补充。为了引领子孙追求“诗书传承”、“耕读世家”，杜家大院奠基人杜诗开辟了“净明山房”，作为院中最重要建筑之一，专门供子弟藏书读书之用，并购下城中名地“卧佛台”，建成家族私塾，广拜名师，为后代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条件。清代翰林编修、礼部左侍郎杜堮，他从出生到中进士50多年间一直生活在杜家大院。在这里，他读书治学，娶妻生子，侍亲交游，谆谆告诫后人以知书达理、安身立命为本，并于道光七年著作《述训》48则，作为杜氏家族的教育专著。

浓厚的书卷气息拂煦，杜家子孙自孩提时代起，便润物无声地黾勉成长，铸造着良好的品格和优秀的学业。杜氏家族的出仕，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艰辛的科举之路通达，从基层的乡试到最高的殿试。“翰林堂”大厅的上方，悬挂了一块由咸丰帝御书的“期颐衍庆”匾额，是对杜受田祖孙三代的褒奖和评价，赞扬杜堮、杜受田、杜翰、杜䎗祖孙三代四人，都是勤奋好学、学识渊博、悉心教育天下士子的正直之臣。

其四，家风守正仁厚的砥砺催生。游历杜家大院，在大院的西南角，你会很自然地走进一个独立的普通小院，户主人姓刚而不姓杜。也就是说，这户人家如同意大利境中的梵蒂冈一样，虽然居于杜家大院内，却是“院中之院”，并非杜氏一脉，因此被当地人称为杜家大院的“刚柱子”。这是怎么一回事？当你拉直了问号，会情不自禁地为杜家人守正仁厚的家风而唏嘘赞叹：

杜家大院繁衍至清嘉庆、道光年间，不仅人丁兴旺，而且子孙个个成才，于是便扩大旧居规模，欲将故居邻宅全部买下。此时，杜堮正在礼部左侍郎任上，特意写信告诫家人：“切不可仗势欺人，一定要买卖公道，要多付银两。”由于价钱公道，各迁移户都顺利地迁出，唯有西南角这户刚姓人家，无论杜家出多少钱都不愿意迁居。家人写信告诉了杜堮，杜堮回复道:“自家修房屋，不要难为乡亲，刚姓人家不想迁，就留下吧！”于是，就有了杜家大院有名的“钢柱子”的故事。如今这户人家的老屋犹在，磨面的石碾子尚存，籍借着杜家大院的一角，默默地诉说着杜家不因权位显赫而为难街坊的仁爱与敦厚。

杜氏祠堂是杜家大院重点建筑之一，系八世祖杜诗先建，主要供奉自杜家自始祖至三宗二支祖先，纪念传扬祖宗功德。祠堂上悬有一幅楹联：“报国承家无非是栗栗小心成就个端人正士，敦耕劝学也只为绵绵奕业作养些孝子贤孙”。这里成了杜家“正心”教育的基地，历代子孙以“正”修身，以“正”养性，以修养“至仁至善至厚”内心为指向，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树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成为品德高尚、智慧源醇、能够承家报国的有用之人。这正是杜家一代代谦虚正直做人、爱国恤民做官、廉洁勤政做事的思想嚆矢和作为源泉。也正是得益于这种滋养，杜家的优秀传人杜受田，在道光皇帝经过谨慎考察后，给予了如是钦赞：“秉公端正，砺节直清；经术渊深，体用兼备。”并委以了令杜家享誉崇高的帝师重任。如果说，这是对杜受田深厚学养的肯定，又何尝不是对杜家醇正家风的一个褒扬呢？！

四

杰出的人物，常是改写历史的一个符号，一个指数。杜家大院因有杜受田而鼎盛，杜氏文化因有杜受田而绚丽。

杜受田，字锡之，号芝农。是杜堮惟一的儿子，是杜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他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出生于杜家大院，7岁时入家族私塾读书，14岁时随父亲杜堮到滨州城南的蒲台县城读书，后随父到京城居住，并在父亲的指点下广泛涉猎经史子集。嘉庆八年，刚满17岁的杜受田，回家乡滨州参加秀才考试夺得第一名;嘉庆十年，应山东乡试，以全省第24名的成绩高中举人;道光三年，获癸科会试第一，复行殿试，获二甲一传胪，赐进士出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为山西学政。道光十五年特召进京，直上书房，教授皇子读书。道光十八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充上书房总师傅、实录馆总裁。咸丰即位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调刑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杜受田幼年生活在杜家大院，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以忠孝节义为立身之本。作为独生子，他至孝地照顾着父母晚年的饮食起居，虽17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但一直跟随在父母身边，直到37岁方参加会试，40岁时才正式到翰林院任编修。

入仕后，杜受田无论在翰林院内任职，还是到全国各地担当考官、学政，总是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道光六年，杜受田到翰林院任职，先授职编修，次年改任国史馆协修，后又补任国史馆纂修、国史馆总纂、国史馆提调等职。据史料记载:“每馆期辰往酉还，风雨寒暑无间。”道光十三年，杜受田被派往山西任职。临行前，特安排自已的妻儿留在京城侍奉父亲。道光十五年七月，他被授职为洗马，从山西调回京城，等接替的新学政一到，他立即进行了交接，昼夜兼程，匆匆赶回父亲身边。

道光十六年，杜受田被选为四阿哥奕詝的师傅。在教书的同时，还肩负着其他重任。道光二十年四月，担任朝考阅卷官，次年受命名为会试副总裁，不久兼任户部左侍郎，管理国库，成为清王朝的总管家。 因为管理银库看守监守自盗的事情被揭露，杜受田进行了大力整顿，裁减了两员管库大臣，自己以户部左侍郎的身份直接管理银库，取消了管库大臣饭银，皇上对此很欣赏。道光二十九年二月，杜受田出任上书房总师傅，道光把培养皇子的重任全权托付于他。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四阿哥奕詝登基，是为咸丰皇帝。即位不久，便拟旨赏杜受田加太子太傅衔。二月，杜受田任职实录馆总裁;三月，兼任史部尚书，并负责复查会试试卷;四月，任殿试读卷官;五月，任教习庶吉士，再调刑部尚书;六月，授协办大学士。从此，一步步进入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咸丰把杜受田视为重要辅相，凡国家大事或重要安排必征询他的意见。林则徐、 周天爵等人都是在杜受田的保荐下重新起用。

咸丰二年(1852)，黄河决口，杜受田主动请缨奉使赴山东、江南等地赈灾，修治黄河，不幸在途中染病，卒于江苏清江浦驿台，终年六十六岁。

杜受田病逝后，咸丰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亲自带领两班大臣前往祭奠，并追赠为太师大学士，谥号“文正”。“太师大学士”“文正”是清朝人臣中最高级的一种册封，自嘉庆帝以来，汉族大臣被追封太师大学士者，仅杜受田一人。有清一代，谥“文正”者仅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等八人，“文正”是谥号的最高荣誉。

杜受田以自己壮美的一生，实现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耀，《清史稿》专门为其单列一章。他的成功源于滨州杜家大院瞑霭苍烟的润养，同时又以自身黾勉守正仁厚，为滨州杜家创造了门楣的最高辉煌。

固态遗产的最深厚魔力是文化。华夏的禅山佛寺何其繁，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竟使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盛名历街千载而不衰；九州的楼阁亭榭何其众，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致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楼阁，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绝的胜迹；中国民间大院何其多，因有了名扬千古的一代帝师，让杜家大院这座普通低调的民间建筑，堪比豪华的晋中乔家、灵石王家、新田龙家、祁阳李家、寿安陈家、张家界田家、雪溪胡氏等著名大院，并且以“精神大院”独美于前。

离开帝师居，已届正午时分，日光照射在略显孤寂静穆的院落间，惊鸿一瞥，虽然明知道而今它只是人们的参观游览之所，可我依稀感觉，其中仍有瑞气升腾，祥云缭绕。那是什么？一种深沉的文化脉息，还是一种灿烂的齐家魅力？我说不清。

（图片源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