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父母亲过世后，回老家的念想日见淡薄。但一到过年这个当儿，因老家还有年过七十的丈母娘，我又是兄弟姐妹中唯一有个一官半职的老小，加上现在过年又没多少地方可去，就还是雷打不动回老家过年了。

过年离不了走东家拜年，串西家吃喝。但现如今和早些个年头过年的方式与气氛大不一样了。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小孩子根本比不了我们小时候对过年的那种渴盼劲儿。那时候的我们，对过年是一年里都在惦记着的事，好像是一直盼啊盼等啊等才能过上个年。记得小的时候，在农村过年那真叫一个阵势。父母亲带着我们，大概是从整个腊月里就开始了，要把家里家外阁阁道道翻箱倒柜地折腾几番，也不过就是把家里的几样老家具倒腾来倒腾去，今年摆在东墙明年摆在西屋，各屋墙上再更换上几张年画，但过年的感觉和氛围一下子出来了。赶在年三十前，连后道的鸡窝柴草都要整理多遍，天黑前还要把院落前后花花地洒上水。不像现在，觉得哪儿少了至多再增添一两样新家具摆上，很简单，多容易。

现在的娃娃们从电影里看到的农村人过年家家户户宰猪宰羊，那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之前大集体的时候，过年吃肉是相当大的事。生产队里在年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宰几个猪或是几个羊，每家也就分上个一两斤，一个年头里同时宰猪还宰羊的话，那可就过了一个风光年了。

年前宰猪的那一天，大人娃娃们齐刷刷撺掇到一起，只见生产队队长盛气凌人地像指挥千军万马上战场打仗一样地吆五喝六，也就不过宰几个猪，阵仗大的不行。宰猪的先一刀子捅过去给猪放了气，用滚烫滚烫的开水将猪毛烫尽，然后在猪的后腿巴子下端割一个小口，把嘴凑上去往猪的皮肉之间吹气，吹一下缓一口气，一直要把猪吹的鼓涨涨的，这样才能用刮刀将猪身上的细毛和垢伽刮干净。宰猪吹气那可是个技术活，是有技巧滴。会吹的人一个人就能把一个猪吹胀，不会吹的人得换几个人才能把猪吹起来，与力气大小没多大关系。这一套程序下来，白白净净的几头猪便齐蹦蹦摆在那儿了。这时候，生产队的会计拿着一杆秤，由宰猪的先割下一整块，往秤上一放，不够，看一眼那一块整肉，瘦的多的话割一小块肥的搭上，肥的多的话割一小块瘦的搭上，还不够，再割，一直到秤杆平平的，一家子的肉才分好了。如此三番，一直到按户数全部分匀一排子摆齐整了。我打小就是个有心人，我发现宰猪的每一次割下来的肉没有一次是割超的，总是割上一点不够再加，割上一点不够再加，急死人了，一点不如现如今卖肉的，只要你报个数，人家一刀子下去八九不离十，往往不会少只有多。待到所有过程走完，该给各家各户分肉了。只见队长站在那一溜溜猪肉前，俨然一个指挥乐队演奏的大指挥家，先看一眼走过来取肉的那一个人，伸展五指按一下其中的一溜肉——我确实看到的是他至始至终一直是伸展五指按而不是伸出食指指，鼻子里哼出一声，也听不清哼的是啥，应该是“给”的意思吧，但让你有一种他分给你的是一个整猪的感觉，取到肉的那个人乖乖地抱了肉离开，一直到走远了才嘟嘟囔囔嫌瘦肉多了肥肉少了。队长装作听不见，继续“给”。在整个“给”的过程中，也不一定依序从东到西从西往东或由中间向两边由两边向中间“给”，依旧是将走过来取肉的人先看一眼，然后一会儿“给”这边这一溜肉，一会儿“给”那边那一溜肉，也不嫌累。有些年猪宰的稍多那么几头的话，就会按各家的人头分，那队长可就“给”累喽。这时候他就不是伸展五指按而改为伸出食指指了，他指到哪个地方，宰猪的便将刀子下到哪个地方。我们家那些年没有一次分到过好肉，绝对是瘦肉多肥肉少。有一年三姐抱了肉回到家，父亲看了一眼后，把肉唔地一下从门里给它扔了出去，吓得母亲赶忙捡了回来，只害怕让人看见了会给我们家扣上个什么帽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发过这么大的脾气。我的几个姐姐们现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一提起这事就哈哈哈地说，那些年咱们家尽吃好肉了。

不过这一切与我都无关，我那时候还小，我才不管这些，我关心的是吃炒猪血。我们老早就在留意，今年宰猪的时候猪血接下来没有，一看，又接下了，这才放心地在一边候着。大人们将接了猪血的盆子里放进去一点面搅拌一下，取出平时用来给生产队的牲口拌料的大口锅，用秃头扫帚洗刷干净，就近拿一块猪皮在锅底抹几下，然后将拌了面粉的猪血倒进去，拨拉几下炒熟，香喷喷的炒猪血便能开吃了。大人娃娃们围上去，炒猪血的人便用勺子——是勺子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挖上些倒在我们捧着的双手心里，我们捧了后马上跳在一边，头窝进手心开心地吃起来，真香。有些尖一点的人家的大人或娃娃，去的时候会在怀里踹上个瓷碗，这就占的便宜大了，但我从来没有踹过瓷碗去吃炒猪血，并且在开始上学了之后，就不再去凑那个热闹了。只是到今天我一直都有个疑问：当年那些猪的头蹄下水弄到哪去了。

大包干了以后，过年的光景可就很不一样了，这就和电影里演的，真就是家家户户宰猪宰羊不亦忙乎了。但为过年的猪是要提早大半个年头准备的。大概四五月份时候，和家家户户的大人们一样，我母亲也来到自由市场，到卖猪的那一方挨着一一去挑一个月大的猪娃子，母亲眼尖，她挑下的猪娃子肯吃上膘长得快。挑好后买回家撂进早就空好的猪圈里，先用包谷面糊糊将养个把月，待嘴吃粗了，开始用家里洗锅抹碗的恶水拌上玉米杆子磨碎的料食喂，料食不够，放学后我就和居民点的小娃娃们结伴去捋树叶或拔草来喂。到后来家里饲草料食多起来了，会养到两头。到现在，家还在农村的大哥大姐家早已不养猪了，年头节下或平日里想吃肉直接去肉市场买回来，生的熟的随时吃，省事。早已不见了有捋树叶和拔草的小娃娃了。

眼下人们还在戏说“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在那些年真还是这样。那时候理发不叫理发而叫推头，我想也对，只有推子和剃头刀怎么能叫“理发”呢，况且推子是手推子又不是电动推子，剃头刀纯粹就是个刮刀又不是刀片，只有推剪美染吹全套才能叫“理发”嘛。再加上发型样式也太单一，不外乎就是个分头平头光头几种，有些大人干脆把剃头叫刮头。听听，走，有钱没钱刮个头过年吧，意思表达的相当地完整准确到位。我爷爷头刮的好，特别是小娃娃们都说刮起来舒服，不疼；我父亲头推的好，特别是平头，他推下的头鬓角齐刷头顶平整。不光是过年的时候，就是平时我们的头一直比别人家娃娃的头好看。推头的时候，父亲先是将手推子膏上些点灯用的煤油，放在自己的耳边嗑碴磕碴空推几下听听响声，再在我们的头上先试着轻轻推一下看夹不夹头发，然后才正式推起来，一会儿两手扶端我们的头，眼睛眯上瞄一阵子，一会儿放下推子，手按在我们的头顶，拿起梳子梳上一阵子，推一次头要费好一大阵子。但父亲只给我们本家的大人娃娃推。其他家的大人不太重视娃娃的头，不管会不会推头，借了推子去把娃娃的头按住推短就行，从来没有我父亲这样讲究。大人们则是东家串西家凑，碰巧捱上剃头的场合了，厚着脸皮说一声给我也推一下，就算了事。

年三十这一天的太阳刚一落山，父母亲便带着我们到庄子附近选择面向祖坟方向的一处地方，一家大小齐刷刷跪在土窝里给先人烧纸磕头。我现在依然清晰的记住的一个细节是，每每在烧纸的时候，父亲或是母亲总要从给老先人准备的一沓子纸钱中抽出几张来，单另画一个圈儿奠个纸烧上，嘴里念叨是专门烧给那些没儿没女车碾马踏的孤魂野鬼的———直到现在我和老婆带着儿子给父母亲烧纸时，还在坚持不漏掉这一细节。

纸烧完后，我觉得，一年的过年才算正式开始了。先是父母亲带着我们去爷爷奶奶家磕头。这时候就有本家子的谁在哪个路口大大的吆喊，陆陆续续的各家大小踅摸着有半个时辰的功夫，约莫有二三十号人聚集了起来，依次去爷爷辈和叔伯辈的各家去拜年了。每到一家，辈份小的都要跪下各自喊着相应的尊号磕头，那家的大辈子便要给没成家或是年岁小的小辈子发年份钱，两分五分的钢镚到一毛两毛的角角钱不等，一直到我不再享受这一待遇的时候也没超过两块钱，当时就那都欣喜不已欢呼跳跃了。不过大多时候我们回家后姊妹几个都不用谁说，乖巧地如数都让母亲拿上，好积攒下转发给到我家来磕头的别家碎娃子们，母亲总要再给我们返还上那么个一两毛。那时候真叫个穷欢乐。到最后一家的时候，大人们往往是要坐下来吹拉弹唱一阵子的——那时候好像每家都有一两件乐器，也不外乎是些土法自制的二胡、板胡、笛子等，让自家的娃儿飞快的跑回去取了来，零零总总的集中起来，男的女的在叮叮咣咣丝丝拉拉的伴奏下，扯开嗓子吼起秦腔眉户到个半夜，大人娃娃才陆续散去各回各家。

我还没上学的那几年，到了三十晚上，母亲便给我们拿出炸好的油饼子在火炉子上烤一下，切些酸白菜吃上一顿——家境逐渐好时陆续有了猪肉，菜肉也多了起来，名曰“装仓”。吃过后按讲究还要熬夜，睡得越晚越好，最好是一夜不睡，据大人们说是一年里都精神。因着我们家有一台脚踏缝纫机，母亲是我们队里和亲戚伙伙里为数不多的大裁缝。我的印象中那些年母亲在晚上尽给人家做了衣裳了。平日里谁家娃子结婚丫头出嫁，都来仰冀母亲做衣裳，到了腊月母亲就更忙了，揽不完的活，母亲面情又软，都是彻夜彻夜地白做，忙不过来有几家的活没有揽，把人家都惹下了，背地里在人跟前叨咕，好大一阵子见了我们家的人都翻白眼不说话了。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家人的衣裳，母亲只能熬到年三十才做，每年都如此，年三十母亲整晚上就着煤油灯忙着给我们几个做新衣裳，赶着在初一早上让我们都穿扮上过年。我上班以来加班多晚都要把手底下的活干完，定是母亲的影响和“熬夜”打下的功底，连我儿子工作以后就常常在加夜班，有时候还加个通宵。代代相传呐。

多少年来我们家的威望一直都好。不论是生产队上的人还是亲戚伙伙里，见了我们家的人客气得很，一来父亲从来就不惹人，二来母亲面情软行下的人情多。有一年我们家翻修房子，我哥跑了一圈通说了下，第二天一大早精壮壮十几个小伙子跑来帮活。垒打墙确实人手得多，搭夹板的搭夹板，铥土的铥土，打夯的打夯，连我嘎爷爷六十几岁的人了，也颠颠上来，不管年轻人听不听，撅着个胡子手指舞指地吆喝。后道里临时搭起的锅台上也围满了女人，架火的架火，烧水的烧水，蒸馒头的蒸馒头，切菜的的切菜，磕磕绊绊的都嫌人手有些多了，到了晚上收工了还有两三个小伙子陪我哥睡下看场子。也就是十来天的功夫，一大院新房子噌噌噌的就盖起来了。当时已经出嫁的大姐指给我说，这都是妈妈谝下的工啊。确实，自打我懂事起到现在，凡认识我母亲的人只要一提起，就要数说一阵子我母亲如何如何的贤惠。以后要是谁家修房子，我哥也是一样不等人家来通说，只要听见就撂下手里的活跑去了。我哥是读过高中的人，在平辈中间识的字最多，干下的活就是比别人受看。慢慢地，便成了队上以后又成了村里人家修房子专门砌门楼子、砌砖墙、砌挑角眼子最拿手的人了。以后别人家修房子时，那是要过来请的。他先是端上个架子，烦细细地说，人正忙着呢。那个人便干等上一阵子，我哥转悠到后道里拿上磨叶子，说声走，便去了。为这事父亲还说过我哥好一顿。大前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姊妹几个到居民点东头的二婶家去拜年，我哥指着我们经过的一家的门楼子说，看，这是我砌下的。接着头一偏又说，那一年同根子那二毬不听话，非要自己砌，难看死了，过来过去的人都骂。我四姐便呛了他一句，能啥呢，干了那么多年又一分钱不挣。我哥一下火了，你知道个啥。接着又哎了一声说，居民点的房子大多都翻修了，现在都是一砖到顶盖楼板，平塌塌地，也不用砌门楼子了，都省事直接是钢门钢窗，没有原先的好看。他也就是随口说说罢了。

不论年三十晚上睡多晚，大年初一早上一定要早起，这是父亲给我们定下的一个规矩，并且进出关门拿放东西一定要轻，决不能弄出任何的响动，这一直是我们家的一个大讲究。父亲常常给我们讲起，以前不管是祖辈父辈老小弟兄们一大家子人，都合住在一个大庄子里，从不分家单另过活，吃住起居和地里农活一律统一安排调度，众人拾材火焰高，典型的大锅饭，谁家弟兄们闹分家那是家风不好，在乡里乡亲间传开来是很丢人的事——直到解放后老弟兄们都才分的家。父亲讲，他们小时候的那些年，每年大年初一早上，他的大老——我的大爷，早早起来便在大庄子的上房台阶上轻轻的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总有一个不长心眼没有出息的冒了出来，或是桌椅板凳踢腾一下，或是锅碗瓢盆咣当一声，或是开门时门杠子磕碰几下，完了完了，大爷便立时破口大骂起来，以此事件开头，也不仅仅是今天这一件，也不专盯住某一个人，将过去一年来全家上下大小家里家外发生的零零总总的不好的事，一应俱全地扯开喉咙数落一两个小时。这时候老兄弟小兄弟各家都缩在各自的屋里，谁都不敢出一口大气，轻手轻脚各自忙活着给娃娃们赶紧穿洗，再不敢有半点响动，同时还一边要听下大爷今年到底都在说谁说的是啥事，有没有牵扯到自个家。单等大爷每年的例行训话结束，大家一下子松了一口气，大人娃娃齐本本开门大庆一样，和前半分钟的气氛截然两样，欢呼雀跃地在大院子里蹦腾开了，一年的大年正式开始了，大爷的脸也松开了。以后我常常想，大爷每年初一的骂人，不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年终总结或也是一场子新年致辞嘛。

父亲是个文化人，他每每给我们讲起这些时总结到，其实大爷的威严训话整饬了全家族的门风，周围的人都说我们家的门风好，在外人跟前有仁礼待道，在家族内部长幼有序，弟兄和顺，妯娌和睦，姑嫂融洽，有谁在外面大大咧咧胡吹毛料是要被嫌弃的。父亲说，因了这些，我们本家的小伙子找对象，女方家的人看一下人的长相和家境就行，至于其他在人跟前都不用打听。其实父亲要求我们在大年初一轻手轻脚，也一直影响到我这一辈和我儿子辈，我们家的人包括我的外甥们也都是，平时还是家里来了外人，一家大小总是关门轻，说话轻，走路轻，端菜端饭往饭桌上放时轻，也没有谁教，自自然然的秉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机关公司墙上贴的那些个教化类的标语口号什么的，我们小时候就早知道了。

大年初一第一件最为庄重的大事是穿新衣裳。那时候农村各家的境况八九不离十相差无几，不会有谁家的娃娃穿的特别好，最多是有的穿的新一些，有的穿的旧一些，有的穿的干净一些，有的穿的拉忽一些。我母亲非常注重我们姊妹几个的穿着。对于过年的衣裳，母亲总是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地一定让我们穿上新的，大改小也吧，长改短也罢，里翻外也罢，或者干脆棉的改单的。那些年我们家的家境不算好，就靠了母亲的勤奋手巧，我们几个的穿着里是里外是外，不是穿的最新但一定穿的最干净，也无论穿的是新衣裳还是旧衣裳，一定不脏不破，衣裳上的补丁肯定比别人家的受看，一个个走出门去绝对不会让人笑话。只要是家境情况允许，母亲就会扯上布料给我们全部做上新衣裳过年。

有一年过年母亲单给我做了一件款式相当时新的薄棉衣，穿在身上身子就像飞起来了一样，居民点上的小伙伴们在一起时我都不和他们一起玩。可还是把祸给闯下了。不知哪个驴日的放炮一下子蹦起个半截子炮渣子，落到我的新衣裳上面，圆圆地炸出一个指头蛋大的破孔，这可把我吓傻了。那一个整天我都不敢回家，挖空心思地冥想对策，直到天很晚了才怯怯地回到家里，好在谁也没注意我衣裳有什么异样，一直到第二天，或是第三天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了三姐还是四姐的一个共青团员徽章，我当下将那个徽章别在我的衣裳的那个洞口上，刚好盖住，这样我才大大方方地穿上新衣裳走东串西，极少有人发现个中的猫腻。只是偶尔有人看到共青团徽章在我这个还是小学生的衣裳上别着，觉得有点不大对劲，我便搪塞说，我一上初中马上就是了给应付了过去，反正不管别人怎么说起，只要是我们家的人不知道其中的个因，特别是我母亲不知道就行了。我工作以后很快就成了共产党员，仰或是在少年时期就有了共产主义的慧根。

父母亲对我们衣着打扮的用心，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一辈子。当娃娃的时候比别人家娃娃精神，当了大人的时候也是鞋是鞋袜是袜，绝不东扯一片西拉一绺。

小时候大年初一的吃喝都是清一色的大白菜或汊子汊下的白萝卜馅儿的饺子或母亲做的臊子面，西里呼噜吃上一顿满腹满载，以后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现在家家户户鸡鸭鱼肉七碟子八碗也吃不出当年的那个味儿，没多大意思。倒是觉得时下提倡勤俭节约文明用餐真好，不然这样下去那还了得。我大姐夫好多年前在喝酒桌上，就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指着我说，太浪费了。当时想起我在公务接待时的种种样样，立马惭愧的不能言说。我一直在内心里自我告诫，我在一顿饭桌上的挥霍抵得上母亲多长时间的操劳，真不敢让母亲知道啊。

从初三晚上开始，每年大队都有一台子戏开演。古装的是秦腔眉户折子戏，现代的是忆苦思甜戏，还有革命样板戏。如果演的内容和上一年的一样了，大人们顶多说一句又是热剩饭哎，还是凑在戏台子下面碍着性子看。我也就是在那些年的戏台子下面，了解到了好多的古代的近代的当代的历史演绎事件和人物。像从秦腔《辕门斩子》，通晓了“杨家将”的传奇；从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早早印记了革命斗争时期的悲壮慷慨；从忆苦思甜戏《三世仇》、《大报仇》，入脑入心地有了对那一段历史的存续；从《小姑儿贤》、《墙头记》，体味到了家庭和睦孝敬老人的道德例规。我现在一直思悟，中华传统文化对我的启发影响，亘古相传的道德礼仪规范，以及我的历史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底基，应该就是在那一时期，那一方土坯垒起来的戏台子和空场子上潜移默化地形成的。

老家有句俗语，“青草绊驴蹄，拜年还不迟”。说的是到了下正月——正月十五过了后还在拜年走亲戚，这也就是互相之间辈分平等才可以说说，也是辈分大的给这才来拜年的小辈儿的一种大度和理解，小辈儿的一般不会这样说。自我懂事起，每年都一样，我觉得年都过得快没有新意了的时候，母亲总还要去到她的几个远房老姊妹家走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刘家姨娘，人简直贤惠的很，按说下正月里已经没有啥年货了，可我们到她家多晚，她都要将可能是特意扣下的几个油饼子和香豆子花卷，在炒菜时赶紧取了来馏上招待我们，我总是吃的很香。母亲年岁大了特别是有了病的那几年，刘家姨娘来的最勤，农活闲了的时辰，来我们家十天半月地住下陪伴母亲，我们姊妹几个一直把这位远房的刘家姨娘看待的很亲很近。

一直到我工作好多年以后的某一年初一早上，我和父亲照例往院门和各屋门上贴对联时，我才猛地理解出父亲坚持了多年的一个举动的深意。大概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每到年跟前，父亲便早早从新华书店专门买来一张邓小平标准画像，在年三十晚上或初一一大早，恭恭敬敬地贴在我家上房的正墙正中，几十年雷打不动。许是我也已经有了一些人生的体验和领悟，我在这么多年后才恍然明悟，父亲这是在感恩啊。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工作，中年在所难免地遭遇了他们那一代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过的冲击，下放农村，历经磨难，后来拨乱反正以后恢复工作。是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解放了中国禁锢已久的生产力，刷新了一段中国城乡巨变的历史。父亲是在感恩这个老人，是在感恩这个新的时代啊。对于我们来讲，不更应时时感念他们那一代人的始终抱有的信念，效法他们那一代人一以贯之的操守吗？

一年又一年，时光从指间悄然流逝，增长的只有年龄。都说现在过年没有了我们小时候的那种祈盼和乐趣，年年还在唱难忘今宵，却再也找不回儿时的那种心情。细细回想，抑或是我们误解了呢。我们儿时又何尝体味到大人们过年时的心境呢。母亲后来给我们讲，有一年全家仅仅两块钱过了一个年，尤其对我这个家里的老小来讲，一点都不曾有过哪一年过年不一样的比较，只有肉多肉少的记忆，那份快乐丝毫没有过差异。那时过年重在吃穿，现在过年重在快乐。一年又一年，不变的是日出日落的一年四季，变了的是苍老的容颜；不变的是儿时的那份童稚，变了的是我们的心境。不是吗。

岁月是一把无情的刀，在我们的心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过年的内容和质量已然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和进化了。我们有我们的回忆，现在的孩子们自然有他们的记忆。我们的回忆和他们的记忆，正是年复一年地在年的这个当口，碰撞又融汇，延宕又存续，传承着一个家族、一个群体、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历史，上一代的梦想，才成为下一代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