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中的庙宇文化

庙宇是一个汉语词汇，意思是供奉神佛或历史上名人的处所。一指祠庙；二指寺庙。《乡土瑰宝》庙宇册中介绍了中国乡土建筑中占有较重要地位的庙宇的特点、形制、建造及其公共功能，陈志华教授在“中国的泛神崇拜与庙宇”中对中国民间宗教的历史和性质有精彩的论述。

寺庙的分类：

佛教：寺、院、庵、堂。寺和院是和尚道场，庵和堂是尼姑道场。佛教庙宇属于皇宫式建筑。

在佛教中，庙宇就有许多种称谓：如“寺”，最初并不是指佛教寺。庙，从秦代以来，通常将官舍称为寺。在汉代把接待从西方来的高僧居住的地方也称为寺。从此之后，“寺”便逐渐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专称。“寺”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中国人为尊重佛教，对佛教建筑的新称呼。如白马寺、大召寺等。除此之外，如庵，那是尼姑居住的寺庙。还有石窟，那是开凿在山崖上的石洞，是早期佛教建筑的一种形式。印度早期佛寺多用这种形式。印度佛教石窟的形式有两种，一种为精舍式僧房，方形小洞，正面开门，三面开凿小龛，供僧人在龛内坐地修行；一种为支提窟，山洞面积较大，洞中靠后中央立一佛塔，塔前供信徒集会拜佛。在蒙古语中称“寺”为“召”。如大召、五当召等。另外，有称之为布达拉宫、普陀宗乘之庙等。

道教：宫、观、庙、祠，是为府衙式建筑。道教庙宇又分：大庙、庙亭、小庙。但在闽南和台湾，佛教和道教已经融为一体。

在道教中，寺庙的称谓也很多：道教创立之初，其宗教组织和活动场所皆以“治”称之。又称为“庐”、“靖”、也称为静宝。在南北朝时，道教的活动场所称呼为仙馆。北周武帝时，道教活动场所的称呼叫“观”，取观星望气之意。到了唐朝，因皇帝认老子为祖宗，而皇帝的居所称为“宫”，所以道教建筑也称为“宫”了，如“青羊宫”等。还有叫“院”、“祠”的，如江苏句容县茅山道院、杭州市抱朴道院、碧霞元君祠等。也有直接以建造者的园林地命名的，如明代睢州（今河南睢县）兵部尚书袁可立所建之袁家山，其实是其在自己别业中所建供奉八仙众神的道场。

儒家则称为庙、宫、坛，如孔庙、文庙，雍和宫，天坛等。

伊斯兰教亦称之为寺，如清真寺等。天主教则称之为“教堂”。

在原始或民间中，称之为庙、祠，如旧时奉祀祖宗、神佛或前代贤哲的地方，叫太庙、中岳庙、西岳庙、南岳庙、北岳庙、岱庙等。祭祀祖宗或先贤的庙堂 ，如祖庙、祠堂，有武侯祠、晋祠等。

寺庙文化完整地保存了我国各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在国家公布的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寺庙及相关设施约占一半，谓之“历史文物的保险库”， 乃当之不愧。寺庙建筑与传统宫殿建筑形式相结合，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民俗特色。而且，寺庙文化已渗透到天文、地理、建筑、绘画、书法、雕刻、音乐、舞蹈、文物、庙会、民俗等各个方面。各地一年一度的庙会如火如荼，不仅丰富了各地的文化氛围，同时促进了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历代封建王朝的帝王将相、名儒商贾都热衷于兴建庙宇神坛，是维系其封建统治地位和确保一些权势者利益的一种措施。

上溯唐代下达明清，历代兴建寺庙，都有“九宫”“十八庙”之说。其实是一种虚指，形容庙宇很多的意思。

旧时的巴城，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气息，“九宫十八庙”的存在，是因为巴中在远古时乃禹贡梁州之域，民族文化悠久。随着时代迭更，那些宫庙早已不复存在了。但据相关史料记载，巴城的禹王宫为湖广人的会馆，万寿宫为江西人的会馆，三圣宫为陕西人的会馆，龙母宫为广东人会馆。建造这些宏大的宫庙，主要同乡领袖发起，由仕商购地，同籍人士募捐兴建。在一定条件下，对于保护工商业者自身的利益，起了某些作用。如许多会馆规约中都有资金互助、救死扶伤、赈济贫困的条文。同乡同业者通过会馆的力量，来抵抗地棍奸牙们的勒索，其主要作用仍在于维护商业利益，繁荣商品交换，繁荣社会经济。他们给巴州的商业经济开发，以及商业文化的弘杨，都帶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众所周知，庙宇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一部分。中国的庙宇文化源远流长，分布在各地庙宇，它既具有特殊的地域文化信息，也反映了当地民众的一种道德观念、精神追求和生存常态。庙宇文化，其实孕含着老百姓的一种崇拜、一种敬仰，一种思念。

庙宇内外都有精湛的建筑、雕刻、雕塑艺术，不仅是神学文化的体现，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浓缩和精华。也增强了儒家的和谐哲学，促进发扬“五湖四海”的包容精神。很早以前，巴州人与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一样，对自己生活的自然环境，如四周的莽莽群山，以及许多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洪水地震等，无不充满着神秘感、恐惧感。出于祭拜神山圣水的需要，神庙也就应运而生。尔后，古人崇信的神鬼范围也不断扩大，相继出现了家神、门神、土地神、龙王爷、玉皇大帝，还有雷神、山魈、毛鬼神、背篼神等。

随着道教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百姓在崇拜鬼神的同时，又增加了对道宗佛祖的顶礼膜拜。“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渐成为古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巴州原称为野巴州，明未清初又经历战争和自然灾害，在清顺治四年（1647）州府所在之地四处无人，群虎白日出游，人口锐减。巴州管辖地纵横八百余里，人口几乎存活无几。在雍正六年仅有1984人。“湖广填四川”即第五次移民后，湖北土家族人居多，其生活习俗，民间文化传到巴州，因此，庙宇庵观遍布各地，道士僧尼无处不见。《巴州志》称，巴城有九宫十八庙外，城乡共有寺庙354座。宗教思想、迷信鬼神的民间习俗得到广泛地传播。孔老夫子所言“近人事，远鬼神”。然而，所到庙宇之处，则必偈之，瞻仰佛祖、菩萨、罗汉之风采各异。城乡很多人都信鬼神，认为鬼神可以掌握人的命运，决定人的生死祸福，故抽签、算命、祝神、送鬼等，农村还普遍流行送花盘、厌坛、开路、化水、招魂驱邪活动。

中国的庙宇大多布局雷同，进门有怒目圆睁的四大金刚，接着是拾阶而上的大雄宝殿，庄严的如来佛祖高高居上，转过如来的背后则是西方三圣。当然，也有与此迥然不同的，如巴州东南西北龛石窟，灵山寺等。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各地大兴庙宇，凡山川奇秀，抱木幽然之处，必有庙宇所建，真可谓游人与信徒如织，香火旺盛。佳节来临，无论是平头百姓，还是达官显人，都希翼着进庙烧第一炷香，撞第一声钟，怀着的都是趋利避害的好运求取。这种庙宇文化在今天已十分普遍了。处处浓烈着求财、求福、求好运的图腾气息。庙宇文化和商业文化在这里已浑然一体。

自然，人作为万物之灵是永无满足的，穷了盼富，富了又叹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于是期望着福荫子孙，更希翼着来世继永。好比千古一帝秦始皇，既期望于一代、二代直至传世万代，又渴望于人生继永，即使长眠地下，亦统军布俑而不弃权杖。于是乎，在炷炷香炉青烟里，庙宇文化又萦绕了人们生的求福和来世的功果。看来，庙宇文化在中国还将有着它的长期生命力。

其实，在人类的心灵深处，对人生或生命的思考，始终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关于“生”的思考，二是关于“死”的冥想。对“生”的思考常流溢于笔端而奋为，对“死”的冥想则颤悸于心间而不甘。天地有我，不一而灭，总会有“死”的解脱。怀有这种想法的人是许许多多的，佛家的来世之说则给了许多人信仰的慰籍，尽管谁也没有此种经验，但佛家所论总当信其无而不如信其有，在冥冥之中有所庇佑。由此，庙宇文化的深处则是为着“死”解脱和“生”的续永，它亦是一种人类精神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