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孚是魏晋交替之际，一个颇具话题性的人物。司马家族世受曹魏厚恩，却谋朝篡位、篡魏立晋，遭到后世的鄙夷和唾弃。司马孚正是司马家族的重要一员，然而他的风评却比司马家族其他成员要好得多，甚至有点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

司马孚的风评之所以迥异于司马家族，和他在魏晋交替之际的表现是分不开的。司马昭弑君后，他第一个跑过去，抱着曹髦的尸体嚎啕大哭；司马炎称帝后降封曹奂为陈留王，年近90岁高龄的司马孚前来拜别曹奂时，他拉着曹奂的手痛哭流涕，称自己到死都是大魏的纯臣。

这样的表现，让司马孚赢得了相当不错的口碑，很多人也觉得他是坚守臣节的忠臣。然而也有不少人讽刺他的这两次表现是在作秀，觉得司马孚上演了影帝级的表演，他绝对不是曹魏的忠臣，而是司马家族篡权的功臣。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司马孚早年和兄长司马懿一样，早在曹操打江山时就出仕曹魏。但是司马孚并没有辅佐曹操，而是辅佐曹操的儿子曹植，担任曹植的文学掾。司马孚辅佐曹植时，还算尽心尽力，曾劝谏曹植不要恃才傲物，曹植一开始很不高兴，后来想通了就派人给司马孚道歉。曹植争夺太子之位输给曹丕以后，司马孚也顺势转投曹丕的门下，和司马懿一起担任太子中庶子。

曹丕代汉自立、建立魏国后，司马孚也成了曹魏的开国功臣，不过担任都的是中书郎、给事常侍、黄门侍郎、加骑都尉这类秘书性质的职务。而司马懿则是担任尚书、督军、侍中、尚书右仆射这类重要职务。虽然在官职有差距，但司马孚和司马懿一样，是司马家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在司马家族篡魏立晋的过程中，司马孚从未缺席，而且多次扮演重要角色。

司马懿在发动高平陵之变时，司马孚和侄子司马师一起负责守卫司马门，而这正是高平陵之变能否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司马孚是高平陵之变的关键人物之一。而高平陵之变的成功，也奠定了日后司马家族篡魏立晋的基础。司马孚对司马家族的功劳，可见一斑。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接过司马懿的政治遗产，以抚军大将军的身份执掌曹魏。不久东吴大将诸葛恪率领20万大军进攻曹魏，司马师率军御敌时在关东战役遭遇惨败，威望大跌。危急时刻，司马孚领兵击退了诸葛恪，稳定了当时的局势。

司马师执政时，魏帝曹芳企图联合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缉、侍中许允一起除掉司马师，被司马师以雷霆手段平定了，他杀掉李丰、张缉和许允等人后，欲废掉曹芳、另立曹髦为帝时，司马孚带头签名表示同意。

司马师在淮南平叛时，因眼疾发作病亡于军中。蜀汉大将军姜维乘机北伐曹魏，并在洮西大败魏军，震动关中。司马孚临危受命出镇关中，统领关中之军，再次稳定了局势。

司马昭的心腹贾充弑杀魏帝曹髦后，司马昭以郭太后的名义废曹髦为庶人，司马孚也是第一个签名表示同意。

司马炎受禅称帝的时候，司马孚受封为安平王，并以太宰的身份，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协助司马炎稳定局面，防止可能出现的意外。

从司马孚的这些来看，司马孚绝对是司马家族的大功臣，为司马家族篡魏立晋立下了赫赫功劳。在魏晋交替之际，每当司马家族面临危机时，司马孚都会站出来，化解危机。特别是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执政时，司马孚作为司马家族辈分最高、资历最老的人，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经验，为司马师和司马昭保驾护航，对稳定时局起到了关键作用。司马孚在魏晋交替之际的所作所为，显然是有大功于司马家族的，也是司马家族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司马昭执掌曹魏时，魏帝曹髦不甘心当傀儡，在发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怒吼之后，毅然决然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去讨伐司马昭，被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指示兵士成济所杀。

曹髦被杀以后，曹魏的文武百官慑于司马昭的淫威，居然没有人上去给他收尸，只敢远远得围观，司马孚闻讯后，立刻敢过去，抱起曹髦的尸体嚎啕大哭，并称曹髦被杀，是他司马孚的罪过。

随后，司马孚上表要求追查主谋。当郭太后在司马昭的指使下，欲以庶人的礼节安葬曹髦时，司马孚上表请求以王的礼仪安葬曹髦，得到了郭太后的同意。

高贵乡公遭害，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尸于股，哭之恸，曰：“杀陛下者臣之罪。”奏推主者。会太后令以庶人礼葬，孚与群公上表，乞以王礼葬，从之。-《晋书·司马孚传》

曹髦遇害后，在朝臣都不敢得罪司马昭的情况下，司马孚所表现出的这些举动，应该来说是符合“大魏纯臣”的形象的。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是司马孚在在司马炎篡位称帝时的表现。

司马昭死后，司马炎继承晋王的爵位，没过多久就废掉了魏帝曹奂，自立为帝，建立了西晋王朝。司马炎降封曹奂为陈留王，并安排他离开皇宫，到金墉城居住。司马孚前来送别曹奂时，他痛哭流涕、老泪纵横，拉着曹奂的手，说自己到死都是曹魏的忠臣。

及武帝受禅，陈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辞，执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胜。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晋书·司马孚传》

西晋建立后，司马孚又活了好几年，93岁去世，是司马家族最高寿的人。临终之际，司马孚留下遗书，在遗书中他仍然以魏臣自居。

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终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司马孚的这些作为和表现，在不少人看来，根本就是作秀和表演，司马孚堪称魏晋时期影帝级的人物，演技高超，出神入化。这些批评当然是有道理的，司马孚对曹魏的忠诚，基本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际行动。相反的是，他全程参与了司马家族谋朝篡位的整个过程。司马孚自称“大魏之纯臣”、“ 魏贞士”，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西晋赐予他的安平王的爵位。西晋王朝宠命优渥的宗室王爷、地位尊崇的开国元勋，却还在以大魏忠臣的身份自居，司马孚的表现，不可谓不讽刺。所以批评司马孚为影帝，当然不过分。

司马孚身上所展现出来的这些矛盾和冲突，如果放在汉末到晋初，士人经历的汉魏和魏晋这两次嬗代的大背景下去观察，就不难理解司马孚那些非常矛盾的表现了。

从汉末到晋初，时局非常动荡，中原大地经历了两次朝代交替，一次是汉魏嬗代，一次是魏晋嬗代。而司马孚的人生历程，也是从汉末走到晋初。

司马孚出生于东汉末年，他的青年时代，正是东汉清议最盛行，士风最凌厉的时代，司马孚作为儒学世家的一个青年人，对当时士人激扬社会风气、坚持忠君爱国的高风亮节，想必是耳濡目染，在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但是东汉末年所发生的党锢之祸，对饱读诗书的士人冲击特别大。很多士人了经历了非常严酷的党锢之祸，这对士人群体打击非常大。相当一部分士人不再把忠君爱国作为自己的坚守，而是把家族利益看得比忠君爱国更重要。士人对国家和家族的态度发生着明显变化，先国后家，还是先家后国，这种充满矛盾和纠结的争论一直从东汉末年延续到魏晋交替，这种争论其实反应了时局动荡时，当家族和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士人所面临的时代难题，传统儒学上的忠孝理论已经不足以应对魏晋交替之际时家国矛盾的冲突和挑战。效命国家的忠和维护家族的孝，到底孰轻孰重，在当时没有定论。

司马孚所展现出的矛盾，也源于此。他在面对忠君爱国和维护家族利益冲突的困境时，他面临的抉择是特别困难的，难度之高超乎想像。

一方面，司马孚曾经历过汉末士人的砥砺名节的士风，而且他又是曹魏的开国功臣之一，他和司马家族的其他人一样，深受曹魏国恩，理应尽忠竭力、报效曹魏；另一方面，作为司马家族的重要成员，如果司马家族遭遇生存危机，司马孚很难独善其身，特别是在司马懿死后，司马孚成为司马家族的大长老，他有义务担负起振兴家族的重任。当曹魏帝国和司马家族发生利益冲突时，司马孚该如何抉择？这样的两难困境，导致司马孚身上充满了矛盾：他一再以曹魏忠臣自居，却在司马家族篡魏立晋的各个关键节点上，全力支持司马家族。这样的司马孚，被人讽刺为影帝也不算冤枉他。

司马家族中，唯一明确反对司马炎废帝自立的，是司马孚的胞弟司马顺。司马炎受禅称帝后，司马顺叹息良久，还指责司马炎“事乖唐尧虞舜，而假为禅名。”司马炎获悉后很恼火，废掉了司马顺的亭侯爵位，把他发配到凉州服役。所谓大魏纯臣，当属司马顺，而非司马孚。

司马孚的儿子司马望，在司马师、司马昭执政时，他颇受曹髦的礼遇，曹髦引他为近侍，和他关系密切，曹髦曾赐予司马望一辆精美的马车，还准许身为外官的司马望随时可以进宫。曹髦这么做，显然是为了拉拢司马望。但司马望毕竟是司马家族的人，面对曹髦的拉拢，司马望感到左右为难，为了不辜负皇恩，也不和司马家族决裂，于是司马望自请外调，离开朝廷，镇守雍凉边境，也没参与司马家族篡魏立晋的事。

和司马顺、司马望相比，司马孚显然是没资格自称大魏纯臣的。司马孚作为司马家族的大长老，他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大大超过了司马顺、司马望。他身兼曹魏元老勋臣和司马家族重要成员的双重身份，臣子节操和家族利益的冲突，在他身上表现地特别突出。他所面临的抉择难题，在他的遗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司马孚遗书里有非常重要的两句，“不伊不周，不夷不惠”。这句话用了两个典故，“不伊不周”原本是王莽篡汉时的假意自我批评之语，指自己身为汉朝的首席执政，却无法像周公、伊尹那样辅佐新君，以至于汉朝的江山葬送在自己手里。司马孚用这个典故，应该是有自责的意思，他身为曹魏元老，没能尽到周公、伊尹的责任，以至于眼睁睁看着曹魏灭亡。

“不夷不惠”这个典故提到了两个人：伯夷和柳下惠。伯夷是商朝末期隐士，武王伐纣攻灭商朝以后，他斥责周武王弑君，拒绝仕周，终生不食周粟，后来绝食而亡。柳下惠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有“坐怀不乱”的美名，是当时有名的道德模范。司马孚用“不夷不惠”形容自己，有为自己辩解之意。如前所述，曹魏灭亡之后，作为曹魏元老的司马孚，却在西晋以王爷和元勋的身份享受荣华富贵，节操和道德上显然是有亏欠的，不像伯夷和柳下惠那样具有高洁的品质和高尚的情操。司马孚称自己“不夷不惠”，无非就是说自己无意效仿伯夷和柳下惠，别人也不能强求他成为伯夷和柳下惠。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意在表明，司马孚一方面对曹魏的灭亡表示了惋惜，对自己未能尽忠臣之责表示了自责，另一方面，司马孚对自己在魏晋交替之际的表现基本满意，没有做什么违心之事，一直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也算是始终如一、问心无愧。

魏晋交替之际，许多士人面临从魏臣到晋臣的身份转变。这种转变是非常复杂的，因为绝大部分魏臣都是曹家人一手提拔进入仕途的，曹魏对他们有大恩。面对司马家族谋朝篡位之举，他们理应誓死抗争以报曹魏的恩德。但是另一方面，司马家族实力强悍，如果不跟司马家族合作，恐怕家门难以保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部分魏臣都选择投靠或者归附司马家族，也有少数人进行了颇为激进的抗争，典型的就是陈泰。

司马昭的心腹贾充杀害魏帝曹髦后，朝臣中没有人敢声讨司马昭，甚至也没有人要求处理贾充。只有尚书仆射陈泰坚持要求司马昭，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虽然陈泰并没有指责司马昭，而是把矛头指向贾充。但是陈泰的这个举动，还是让司马昭陷入政治上的难堪。好在陈泰毕竟是士族领袖，所以司马昭没把陈泰怎么着，不过陈泰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泰出身颍川陈氏，和河内司马氏原本关系交好。这件事之后，司马昭冷落并疏远了颍川陈氏，作为士族之冠的颍川陈氏就此掉队，特别是西晋建立后迅速陨落，籍籍无名。

处于两难之下的司马孚，在面临忠孝冲突时，没有像汉末士人那样采用非常刚烈的方式进行抗争，也没有采取陈泰那样颇为激进的抗争方式，而是试图在家族和国家的两难抉择中，努力寻找出一种平衡和折衷。他所寻找到的平衡和折衷，就是他自己在遗书中所说的“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后世有人讽刺司马孚为影帝，沽名钓誉、惺惺作态，也有人赞许司马孚是在乱世中坚守臣子本分的纯臣。这些评价不能说是错的，但都不是很客观，脱离了司马孚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大环境。

司马孚经历了从汉末到晋初的所有政治风云，也见证了曹魏从建立到灭亡的过程，他本身就是曹魏的开国功臣，深受曹魏厚恩，他对曹魏当然是有感情的，无论是痛哭曹髦还是哭别曹奂，都是真情流露。

但我们也要看到，魏晋交替之际，政局之动荡，世所罕见。士人群体上承汉末激浊扬清的砥砺士风，下接两晋优先考虑家族利益的社会风气。那是个思想和行为和激烈碰撞的转型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司马孚和其他士人一样，都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

在面临臣子节操和家族利益的抉择难题时，包括司马孚在内的一部分士人群体，表现出了矛盾、挣扎、迷茫的心态。特别是司马孚本人，就是辜负国恩、谋朝篡位的司马家族的重要成员。他的表现就更挣扎和艰难了，所以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矛盾，也是魏晋交替之际的时代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