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对广府方言的来源作了深入的研究，现结合对地方志有关内容的理解,梳理如下。

(一)楚言影响时期

上古时期，岭南为“百越(粤)之地”，分散居住着不同的部落。部落之间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因为山多林密，人口稀少，各说各话，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部族,也没有形成统-的语言。但是因为分散而居，各自地域不广，相互毗邻，某些语言彼此影响，在发音方法上有着共同的特征，-些词汇也有所雷同。例如，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方面，他们可能都自认为是“越人”，或者居住的地方为“越”，所以才有“百越”之名。古百越语是两广地区语言的底层成分。《广东省志●方言志》认为，当时岭南各个土著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与太平洋各岛屿的“南岛语”同出一源，“古百越.语不属于汉语任何-种方言,它跟汉语没有亲缘关系”。

在没有受到自然灾害、战争等太大的外力刺激的情况下，各部落安居乐业，很少与外人交流。越人与中原人的接触因为五岭的阻隔，更为有限。传说周朝时曾有楚人和吴人先后征伐越地，甚至在越地建筑城池。如此，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岭南不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广 东省志，总述》云:“春秋战国时期，岭南与楚、扬越、吴、越(指长江下游地区一-引者注) 等也有一定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生产水平的影响。其中受楚国的影响为多，其时岭南有部分地区属楚国统属。”《广 东省志.少数民族志》则说:“至战国末年，部分越人已具有一定的中原文化水平。”语言作为文化交流的媒介，必定有所融合，尤其是楚方言和古百越语，但强度不大，因为没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民族交融不多，不可能催生一种共同语言。

此时即使是在中原华夏，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语言。诸侯各国乡音不同，毕竟交通不便，诸侯国之间民间交往不是很频密，语言融合未有充分的基础。至于官方的彼此交流，使用的是形成于夏朝时期的“夏言”，因古时“夏”“雅”相通，后来皆称“雅言”，以都城洛阳的语音为基础。雅言虽说是诸侯各国的“普通话”，但只是“官话”而已。

(二)雅言影响时期

秦始皇时期，为开疆辟土，中原曾大规模征伐百越。由于五岭所隔，大部队运动多以水道从中原进入岭南，主战场就在今梧州附近的漓江、浔江和西江交界之间。秦军与越人对峙了五六年。多年的战争消耗巨大，秦军便在湘江与漓江上游之间开凿一条叫作“灵渠”的运河，也就是后来所称的湘桂水道，联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以确保大量部队和给养的快速安全运送。秦军终于战胜，在百越之地设置南海、桂林、象三郡，在作为战略要冲的三江汇合处派驻重兵。为加强对岭南的控制，秦军又在湘江与贺江上游之间的富川修通--.条富川之道，与湘桂水道-起形成沟通中原和岭南的大动脉。

为加快统一步伐，促进民族同化，秦推行“移民实边”“与越杂居”的政策，故而通过富川之道与湘桂水道向南大量迁移人口，包括士兵、犯罪官吏、商人、农民和手工业者。不过，人地生疏，中原移民不敢贸然深人，主要还是停留在西江中部秦军控制处附近。据《广东省志●总述》，当时岭南三郡虽然划入中央王朝的管治之内，但“有别于普通州郡军、政、监分设之制，岭南三郡仅设南海尉(首任南海尉任嚣),统辖三郡，集军政于-身。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秦朝在岭南地区强化军事管治的需要”。所以，那时候中原移民实际上以戍守屯垦为主，与越人交往不多，以至秦始皇需要应守军的要求，将1.5万名无夫家的妇女送到岭南作为成卒的配偶，以繁衍生息。,这些移民来自不同地方，又经常受官方制约，相互之间的交际必须使用雅言。

与此同时的南海郡治番禺(今广 州)附近,是低洼潮湿、丛林密布的南海之滨，中原人视为畏途，却有不少越人聚集，西江中部部分越人为避战乱也逃亡至此，因此越人势力依然强大。南海尉赵佗实行“和辑越人”的民族政策,较少向此地迁人中原移民，而且入乡随俗，使用当地语言。秦末楚汉相争，中原战乱，赵佗趁机吞并桂林郡和象郡，建立南越国。为便于统治，赵氏更进一步尊重当地风俗，吸收越人参政，担任各级官员，因而雅言在此并不广泛流通。

《史记.吕嘉传》中有一段文字说明了南越国中当地人的分量:“ 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越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据传吕嘉是当地人，家在番禺城南百里左右的石涌(一说石涌旁边的金斗，均为今顺德境内大良与勒流交界处)，在当地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赵佗为了安抚百姓而拜访吕嘉，请他帮忙治理国家,后来委以丞相之职。直至南越国灭亡，吕嘉都在把持朝政，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显然，这样的人物在指挥手下时，当会使用自己的语言而非雅言。吕嘉即使不是越人，也会尽量使用当地语言，否则无法令“ 越人信之”，毕竟强推自己的语言只会引起他人的抗拒。

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百越之地被拆分为九郡，再设“交趾刺史部”以镇监之,治所最初设在今越南境内,后迁至西江中部的苍梧郡的郡治广信(今封开与梧州交界处)。两汉相交时交趾刺史部改为交州，治所仍为广信。广信处于桂江、贺江与西江汇合之处，通过水路向东直指番禺，向西可往南宁，向北经漓江、贺江通湘桂水道或富川之道与中原沟通，这里逐渐成为中原南迁移民聚居之地，也成为岭南早期的商贸重镇，雅言通过商贸活动而对附近的语言产生较大的影响。另外，中原不少文人为避战乱移居此处，以文为生，开设学堂，以雅言教授生徒，中原汉文化更得以广泛传播。

岭南越人本无文字,在先进文化的吸引下从被动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到主动学习可以记录思想语言的汉字，雅言在越人中逐步流行开来。随着文化、商贸活动的不断融合,这一带的汉雅言也夹杂了部分当地百越语，成为粤语的雏形。广信从郡治到州治，历经300多年，自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广信文化，包括广信语言。可以说，这时广信通行的语言就是古粤语。

同一时期的番禺，受汉皇尊重风俗、注意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所惠，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成为国内几大商业都会之一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岭南除广信外的另一个文化中心。这样的成就得益于越汉的不断融合，当然也促进了汉雅言与当地越语言的互相渗透。正是强盛的汉朝以包容之心，广交包括百越在内的各个民族，中原华夏族得以与周边多个民族互相融合，逐渐演变成汉族，其主体的语言也渐趋同化而成汉语。

(三)中原通用汉语渗透时期

东汉末年军阀相争，引发中原人口大规模南迁。《广东省志.总述》云:“这次南迁主要是经海路而来，不少中原人士携家带属从江东浮海至交州，其中多是直达交趾郡投奔士燮(交趾太守一引者注),亦有到较近的南海郡等地的。陆路南迁的多止于荆州。”但陆路入粤者也不少，《韶关市志●卷三》云:“其时的人粵通道，多从桂林下梧州，自潇湘入贺州，或经桂阳到韶州。故此北人南徙至止岭南，多在此数州”，粵北人口因此增加。《广东省志.人口志》认为，当时虽然番禺地位重要，“但经济和人口分布的重心，仍在粵北和西江流域”。

赤壁之战后，东吴从湘桂水道南进夺取了交州。为了巩固后方，东吴将交州州治从广信迁移至番禺，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转移到番禺，汉族移民的势力逐渐向西江下游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扩展，番禺附近的语言也就深受广信文化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长年战争，岭南却因五岭的屏障而偏于一隅， 祸乱未及，局势相对安定，引来中原人口的大量移入。“永嘉之乱”时移民尤为高峰,大批中原人和江南人逾越南岭或者通过海道入粵,《广东省志.总述》载:“以至东晋在新置的晋康郡(治今广东德庆县)设侨宁县，乃为岭北侨民而立;东晋末又在新置义安郡(冶所今潮安县一引者注) 立义招县(今大埔县一引者注)， 有义招流民之意,史载此乃‘昔流人营也’。”

《广东省志.总述》称，南迁人口“多数分布于南海郡及五岭南麓的晋康、始兴、义安、苍梧等郡，其中又以南海郡为多”，他们为岭南带来了较先进的文化和生产力,推动了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族群融合。如此大量中原平民百姓来到粤地，也带来中原民间通用的汉语言，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给古粤语增加了更加广泛的影响，拉近了南北语言的距离。此时西江下游和粤北地区发展较为兴盛,人口较多，相互杂居，语言融合强度较大，本地语言原来与楚语相近的因素逐渐消减,转而更多地接近中原汉语。

(四)粤语自成体系时期

唐宋时期，岭南与中原之间的交通状况已有很大的改善。唐朝开元名相张九龄重修大庾岭道后，南来北往更为方便。这一-时期岭南人口进一步增加一隋唐 之交的中原政局纷挠，大批民众向岭南迁徙;安史之乱后的藩镇之祸和黄巢之乱使中原民众大规模南迁，形成移民浪潮;宋朝北方民族混战，中原人纷纷南逃更形成历史高峰。此外，贬官被流放到岭南的现象8益增加。那时人粤的通道主要在粵北，人口由粤北向南逐渐迁移。据《广东省志.人口志》介绍，唐代“韶、连两州人口密度大增，居全省首位”，西江流域次之;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一样，唐时人口稀少，宋时已成长为又一个人口稠密区，到元代则“取代粤北成为广东人口分布的重心，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地方”。

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以及连接番禺和广信的西江沿岸较为发达，无论是原粵北民众还是新移入粤的外地民众都喜欢在此大片地区定居。《广 东省志●国土志》云:“有不少江南籍富有水田耕作经验的移民，后来成为垦辟广东水乡农业的重要技术力量,尤其是对于珠江三角洲的垦辟开发"，使得珠江三角洲成陆面积不断扩大，进而更加吸引移民。《韶关市志》卷三云:“他们大多砍竹扎排，顺流南下，经清远、广州到南海、番禺、顺德、新会、中山、东莞、鹤山、台山、恩平等地”，珠江三角洲在

岭南的地位越发突出。中原精英与广大民众的到来，给岭南地区带来了崭新的技艺、开阔的眼界、丰富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意识，岭南地区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文化水平大为提升，原住民也大大加快了汉化的程度，岭北岭南百姓融为一体，彼此的口头语言交互使用，反复磨合，逐渐趋同。

唐宋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文化大融合的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活跃，南北往来频密，减少了粤语与中原汉语的差别。教育事业蓬勃兴起，文人墨客的优秀作品起到范文的作用，使粤语在吸收、接受中原汉语语音的过程中更为规范，形成与汉语的语音有着较大的对应关系，但又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有着自身特点的一种成熟的方言，在人口比较密集的中心区域(珠江三角洲)和两大南北交通要道(灵渠和大庾岭道)之间流行开来，并成为这大片区域的共同语，也因此催生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广府文化。

粤语,或者说广府方言,发展到此阶段，可以说是脱胎换骨，自成体系。这一阶段也是粤语历史上与中原汉语最接近的时期。这一时期还是广东另外两大方言一客 家方言和潮州方言形成的年代。《广东省志.总述》云:“由于南迁居民来源地不同，人粵时间不一，人粵后分布地不同，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方言体系”，也因此形成不同的民系。广府民系主要由从灵渠至大庾岭道之间人粤的移民形成，受广信文化影响深刻，经济社会开发的历史较长，这是与另外两个民系显著不同之处，因而其语言也产生明显的差别。

(五)平稳发展时期

中国的北方，自“五胡乱华”以来，民族相争不断，中原汉语难免受到影响，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人主中华，对原来的汉语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元朝时蒙古人迁都于大都(今北京),并以当地话为官方语言，但当时当地话因受长年战火波及而与中原汉语产生差异，或者说有点儿被“胡化”了，所以当时的官话与中原通用汉语并不完全等同。元朝奠定了此后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基础，北京官话成为强势语言，中原汉语从此只得向北京官话靠拢。

反观岭南，政局一直保持较为安定，受北方影响不大。粤语由于已经成熟，在没有受到太大的外力作用下趋于稳定。虽然也有中原民众南移入粵，但因平原地区多已为先来者占据，而且粤语文化已经处于主导地位，新移民只好迁移至人口较少的山区和沿海荒地，他们身上的中原文化对粤语地区难以产生多大的影响，甚至反过来为粤语文化所同化。另外，广府地区的原住民已被汉化，难以接受汉文化者则多往广西、海南或山林、海岛等别处，百越文化的痕迹渐隐渐退，古老语言对已通行无阻的粵语不再产生作用。.

元朝以后，粤语与中原汉语的差异化反而日渐增大。粤语虽然在某些方面还接受其他语言的影响，如在与国外贸易往来过程中吸收了-些外来语,但因此产生的变化不大，这种稳定的态势-直延续至今， 所以现时粤语保持了不少中古汉语的特色。比照宋朝官方语言工具书《广韵》的发音，如今粤语仍能大致对应，朗诵唐诗宋词更可感受到平仄切韵，乃至对一些字词的理解相当顺畅。中原汉语由于受北方口音影响，自身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少字词逐渐偏离了《广韵》。众所周知，发展至今日的现代标准汉语一普通话， 已经是明明白白地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的中华民族通用语言。南北两个不同的发展方向，凸显了粤语的独特性，使之在世界语林中占据一席之地。

明清以后，广府地区政治、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广府文化不断向外辐射，增强了广府方言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由上分析，广府方言的渊源是古百越语，上古时期受楚方言影响，秦汉时期与雅言揉合，随着广信文化东移，之后不断接受中原文化，吸收了大量中原通用汉语，至唐宋期间发展成为-种稳定成熟的方言。尽管广府地区不同区域由于各有历史和地理的不同特点，原住民的遗存、移民的来源、受区域文化中心影响的程度等因素各不相同，因而存在不同的乡音，但总体而言可相互通话，语言发展轨迹大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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