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作为财务管理广义概念范畴的核心部分，其含义和作用在过去近千年的历史中不断发展和丰富，并且为人类社会特别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我们国家的会计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朝，《周礼》对“司会”（即现在所说的会计领导）官职设置以及功能、岗位人员配置进行了描述，其四项核心工作“参互、月要、岁会、上计”。

西方会计大致也起源于这一时期，但是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土崩瓦解，西方会计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以至于公元11世纪后近2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没有账簿记载的情况。直到14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商业繁荣的带动下，西方会计以《薄记论》“复式记账法”为标志，开启了跨越式发展。

20世纪前50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此阶段很难说人类处于文明进步时期，但它催生了新的国际秩序。最明显的是，世界终于有了一个管理国际秩序的联合国，也有了管理国际金融活动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所谓国际新秩序都带有非常明显的西方性质，基本上体现了西方文明和文化。作为东方人，我们对这样的现状必须要承认。

因此，我们现在使用的“会计”都是基于西方会计学。下面，我们来看，近现代以来，西方会计的五次比较大的发展或者称之为革命：

第一次革命：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会计学家卢卡·帕乔利在威尼斯出版了著作《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又译《数学大全》），全面系统介绍了当时威尼斯盛行的复式记账法，标志着复式记账法的最终确立。

至此，会计才开始形成一门科学，帕氏对会计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被称为现代会计之父，就连诗人歌德在其诗中也写道：复式簿记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伟大的发现。

第二次革命：1853年，爱丁堡会计师协会在苏格兰成立。第一次工业革命给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注入了强劲的活力，生产组织和经营形式发生了重大变革，经营与所有权相分离的“股份制公司”出现，要求会计既要考核经营情况，又要保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爱丁堡会计师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会计服务对象的扩大，会计开始走出企业，开展社会服务。

第三次革命：二战以后管理会计的产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新技术、新工艺的广泛使用，使得企业的规模日益扩大，企业内部管理成为大型企业集团的重中之重，管理会计应运而生。

管理会计广泛吸收了行为科学管理、数量管理和系统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利用信息来预测前景、参与决策、规划未来、控制和评价企业经济活动等，保证以较少的劳动消耗和资金占用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

从而形成了财务会计“主外”，管理会计“主内”的新格局。

第四次革命：1968年，美国会计学家戴维F·林诺维斯在((会计杂志》上发表题为“社会经济会计”—文，首创“社会责任会计”。

在此之前，会计体现的是企业作为经济类子系统，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的目标，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的。社会责任会计改变了传统的会计思维模式，会计对象不仅仅局限于价值方面，一些非价值的人力资源、社会环境资源等也可以计量和记录，会计对象日趋扩大。

第五次革命：198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井尻雄士教授出版《三式簿记和收益动量》一书，将牛顿力学中的动量、动力、能力、冲量等概念引入会计中，并由此产生了三式簿记和微分三式簿记（两者也可称之为“三式记账法”），对复式记账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三式记账法提供了一种新的会计方法的框架，用一个更复杂的框架取代标准会计公式（资产=负债+收益）。

以时间角度的三式薄记”为例：

井尻教授认为复式记账法“资产-负债=资本”可以简化为“财富=资本”，财富表示企业的财务现状，资本表示过去的财富变化，因此，复式记账法可以抽象为“现在=过去”。显然，复式记账法没有涵盖未来，“三式记账法”要解决的就是“未来”的问题，即“未来=现在=过去”，更具体一点就是“预算=财富=资本”。“现在=过去”可解释为现在完全是通过过去核算出来的，是通过总结前期的实际活动“向前调整为现状”，“未来=现在”可解释为现在完全是通过未来核算出来的，是从目标资本出发，展望未来预算活动“回头调整为现状”。

而微分三式簿记更为复杂“财富=收益=动力”，涉及财富、收益、动量、行动、冲量和动力等六个概念，导数、积分和差分三组关系，以及财富表（财富）、动量表（动量和收益）、动力表（动力、冲量和行动）等三张报表。

至于是否应该追求这种替代会计方法仍没有定论，但目前它还没有得到显著使用。会计的变革有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与社会经济环境及其他相关环境有直接联系。

三式簿记没有在实践中推行与其外在环境不成熟也是分不开的。曾经有人预测井尻教授提出的三式记账法会替代复式记账法，但并未变为现实。这说明社会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完全否定复式记账法、实施三式簿记的程度。比如复式簿记能够满足会计核算的要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还不能支持三式簿记的运行，人们对会计管理职能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对三式记账法的实施还不能认同等。

在我看来，即使监管机构和公司能够摆脱复式记账法，但要使用一个更复杂的系统也是很难的，在只有两项的情况下记清楚账就已经很难了。

会计计量的框架与内容，表面上看是为了适应并满足组织管理经济活动需要形成的，但究其实质，会计并不是针对特定组织对信息的需要而产生，而是受制于所有组织的基本需要。显然，这种基本需要只能是社会经济文明的基本要求。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学习和应用的会计知识大多基于最近几十年、不超过百年的理论与实践，这与会计职业来源于实践、注重实用不无关系。

这在前述会计发展历史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每一次会计革命都是基于经济或者社会环境变化的要求，从核算方式、服务对象、会计对象、职能范围等方面的变化，都是基于现实需要。

基于会计产生与发展至今的全部历史，解释会计理论一些基本问题，大部分只是覆盖了会计现实场景，却排斥了对会计基本理论研究更具本质性决定意义的、人类社会制度安排意义上的会计场景。

但这并不代表会计的全部。会计行业的发展也有其独有的哲学和价值观。东方会计立足于现实中人跟人的交流，西方会计基本精神的立足点是上帝与神的意志，赋予会计灵魂。会计处理每一个业务，都充满着人文情怀与善恶取舍。

帕乔利在《簿记论》中概括簿记工作的基本特质：“商人在开始记录自己的业务之前，应在每本账簿的扉页写下上帝的圣名，并必须始终牢记上帝的圣名。”西方会计文化中，会计是以上帝的名义来记录与计量、计算。

在中华文明中，我们崇尚“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而“计利当计天下利”，则为会计追求的基本目标作了定格。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小人之利”与“君子之利”往往内含于同一经济主体之中，合而为一、共生互动；习惯以“君子之利”（天理）立规，以“小人之利”（人欲）做业务，这是中华文明可以体现于会计制度与工作中的可行方案。

我们回顾职业发展的那段历史及其哲学，即是为了在实务中得到更多的遵循，也是为了传承，更是为了寻找精神世界的满足。

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结尾写到“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道出了一段现在广为人知的充满哲理的肺腑之言。

康德的警言激发了我们每个人仰望星空与忠于内心的豪情。按康德的见解，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所敬畏，具有“仰望星空”和“牢记心中道德法则”的品质，这样，人类理性才能得到坚持。

因此，作为会计从业者，也需有“理想的会计”，确立敬仰的“星空”和自觉服从的“内心”。这样在从事会计职业、设计会计制度时，就可以拥有一个丰满的会计精神世界。明白存在哪些差异；哪些差异是合理的，而哪些差异不合理且完全可以避免。

从而使我们在会计职业生涯中能明辨是非、守住底线、行止自如。不然，等我们仰望自己的星空时，发现是一片空白；而我们的内心，又是那种漂泊无定的感觉。

尊重历史，熟悉历史，每个人都在书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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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参考文献《会计史上的五次革命》（陈涌玲张厌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