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初建，国力正盛，建设一座伟大的新都即是元朝统治者统治的需要，更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矩丽宏深，无以雄八表”（《圭斋文集·卷九》引“马合马沙碑”），大元皇帝忽必烈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了他的重要谋士刘秉忠。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景定四年（1263年）春正月，蒙古刘秉忠请定都与燕，蒙古主从之。”

刘秉忠是元初著名的政治家，大都城的主要规划设计者，忽必烈的重要谋士。他精通易经和天文、地理、律历、风水，是中国古代不可多得的堪舆学家和诗人。他曾为元朝设计督建了元上都，元朝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曾拜他为老师。

都城的选址与规划设计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元大都并没有沿用金中都的旧址，而是修建一座“新址新城”。元至元三年，忽必烈派刘秉忠来燕京相地，刘秉忠看到金代宫殿和城池惨遭焚变，一片荒草萋萋的破败景象。再看莲花河，“水流涓微”，“土泉疏恶”。于是决定重新选址，另建新城。

元大都的选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水环境的影响，大都的营建也以水为中心展开，元大都因此成为古代充分利用水资源和充分发挥水系作用的都市。

元大都城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巨大的城市营建工程和水利营建工程，这两项工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设计的过程中，设计者让城市营建与水系建设形成一个整体，很好地处理了“城”与“水”的关系。刘秉忠把自然水体作为大都城的中心、中轴、城墙位置的参照；而大都城空间结构的确定，又反过来决定了水在城市中的位置和作用。元大都规划的这一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水定城”。

“定城”首先意味着要规划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这是中国古代早就采用过的做法，是《周礼·考工记》中理想都城的规制，刘秉忠对这种规划手法十分熟悉，他结合当时积水潭和琼华岛周边湖泊的自然地形综合考虑，选择紧挨着当时积水潭最东侧的岸边，设计了一条贯穿大都城南北的中轴线。当时积水潭的水域面积很大，东岸最东侧的位置，也就是确定中轴线的地点，是今天后门桥所在的位置；桥的西边是当时水面很大的积水潭，也就是今天什刹海的前身；下游就是今天的北海和中海。这条中轴线，是宫殿建筑群以及礼制建筑的对称轴，也是整个城市轮廓与路网的对称轴。

万宁桥与大都中轴线示意图

在确定中轴线的同时，刘秉忠又在积水潭的东北岸今鼓楼所在位置，确定了大都城的几何中心，并建造中心台、中心阁作为标记。以积水潭东岸为基准确定城市中轴以及中心后，下一步则需要确定城市的轮廓。《周礼·考工记》中规定，理想王城的轮廓应为正方形。方形的城市轮廓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大特点，是在不受地形限制的条件下最常见的选择。

大都城建立在一片开阔的平原之上，其轮廓接近于正方形；大都城的东西宽度，则是依据水域面积确定的。依据实地测量，由中心台向西一直到积水潭西岸最西侧的距离，大体为大都城宽度的一半；大都城的南北长度略长于东西宽度，可以视作一个近似的正方形。可见当初在设计时，很可能就已经有意地把积水潭全部水面包含在城墙之内。

积水潭这片水域，被整体纳入城市之中，并处于相对中心的位置，因此有更加丰富的象征意义。据《元史·地理志》记载，积水潭在元代水面“汪洋如海”，因此又称“海子”，并且“恣民渔采无禁，拟周之灵沼云”。这说明积水潭是都城百姓与君王共享的湖泊，“渔采无禁”是带有象征含义的“惠民政策”，也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灵沼”一词出自《诗经·大雅·灵台》中的“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描绘的“周文王之乐”为“与民同乐”，而“文王之治”正是元大都“总设计师”刘秉忠所追求的理想。因此，积水潭对于元大都的意义，不仅是漕运，也是君王与百姓共享天然湖泊的都城建设思想。

在皇城与宫苑建设方面，元代利用水景观开发宫苑。在修建皇城时，以太液池，即琼华岛所在的水域作为景观中心，东侧建设大内，西侧建设隆福宫，北侧建设兴圣宫，形成三宫围绕太液池的格局，太液池成为宫苑区景观的核心。

太液池曾经是一片自然湖泊，即今天北海、中海的前身。在公元1224年，成吉思汗下旨将太液池上的琼华岛赐予丘处机作为道院。据《长春真人游记》记载：“自琼岛为道院，樵薪捕鱼者绝迹数年，园池中禽鱼蕃育，岁时游人往来不绝。”出于“道院”的好生取向，砍柴、捕鱼的人消失了，该区域的生态系统得以修复。到公元1262年，太液池琼华岛上的宫殿已成为元世祖忽必烈的行宫。元至元元年（1264年），忽必烈决议迁都燕京，开始围绕太液池进行宫苑建设，围绕大面积的自然湖泊建设宫殿的做法，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尝试。

太液池的建设，参考了“一池三山”的景观模式，象征着传说中东海上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太液池中的琼华岛，象征“蓬莱”，是最早建设的宫殿区。之后，又陆续在琼华岛南侧建设仪天殿及周围石城，称为瀛洲，又称圆坻，在圆坻南边岛屿上建犀山台，形成了“一池三山”的布局。

作为宫苑景观的核心，太液池需要清洁、充足的水源供应。为此，元大都专门设计开凿了一条供水渠道，即“金水河”。金水河直接引用最清洁的玉泉水，大致与南长河并行，从和义门南侧水关入城，而后向东，大致沿着今柳荫街向南折，注入太液池。金水河与“高梁河西河”通过“跨河跳槽”相交叉，保证金水河不被污染。

供皇家专享的金水河水质极佳，一度可以直接饮用。为保证水量和水质，元朝曾多次对这条河道进行管理和整治。元世祖时明令“金水河灌手有禁”，至元英宗时再度下令“禁诸人毋得污秽”，并花费大量人力整治河道。

金水河的开凿，使得元大都的河湖水系分成了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系统，一个是玉泉山－金水河－太液池的皇家景观水系，另一个是白浮瓮山河－南长河－积水潭（海子）－通惠河组成的漕运河道系统。这种依据不同使用功能，通过整体规划将河湖水系分为两大系统的做法，是元代北京河湖水系的突出特点。

元大都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都城，实现漕运是当务之急。元初，大都的漕运的河道为“坝河”。坝河是北京漕运的老河道，其水源为高梁河，高梁河水源较小，且用于灌溉的分支过多，坝河最终因水量不足丧失了漕运功能。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坝河承担的运输量，已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漕运需要，只得由陆路分担。然而陆运艰难，尤其秋雨连绵季节，道路泥泞不平，“驴畜死者不可胜计”。面对这种情况，郭守敬经过对北京地区水资源及地形的详细勘查，提出“引玉泉水以通舟”的建议。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郭守敬主持修建大型漕运水利工程“通惠河”，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完工。通惠河全长一百六十里，不仅解决了通州到北京的漕运问题，还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运河沿线区域的发展，同时直接促成了积水潭北岸钟鼓楼、斜街一带商业区的形成，通惠河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代表作。

通惠河的水源来自北山白浮泉水及瓮山泊河道沿途多处泉水。为此，首先修建了白浮瓮山河，白浮瓮山河是通惠河上游水源的保证，直接改变了通惠河的航运条件，北京地区的漕运发展也达历史上的最高峰。

瓮山泊至积水潭的引水河道（今“南长河”的前身），沿用了金代“导西北诸泉”入太宁宫的引水渠。进入大都城中的积水潭后，河道向东南折至“萧墙”（即大都皇城城墙），而后沿东侧“萧墙”向南出南水门。出南水门向通州方向的河道，基本以金闸河为基础修建，从文明门（今崇文门北约一里处）起，每十里设闸一处，直至通州，保证通州至北京的漕船可以循闸逆流而上。

通惠河开通后，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元大都，积水潭（今什刹海的前身）成为京杭大运河的北方终点，运河终点的物资集散、交易和人员流动，推动了鼓楼斜街商业区的形成，成为元朝大都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

大都水域与城市设计关系示意图

“水”与“城”有机结合的理念，还体现在元大都排水工程和护城河的设计上。在元大都建设初期，就从整体上考虑排水问题。大都的排水，通过明渠实现，《析津志》记载：“初立都城，先凿水渠七所。”此后经过不断发展，泄水渠数量增加。渠道在规划设计时，综合考虑与其他河道密切结合。第一，充分利用金代已有的水体与河道，如坝河、高梁河西河等。第二，依照大都的整体地势，与城市道路规划紧密结合，干渠主要以南北向为主，大街两旁设计次级排水沟，雨污合流，直接或通过其他河道间接排入护城河。第三，为了让水流可以顺利通过城墙，元大都的城墙在建设时设置了“水关”，作为河道沟渠穿越城墙的通水口。

考察元大都的护城河，可以从多个角度感受城市规划与水系规划的密切关联。除了上文阐述的作为城市排水体系的重要部分，有排污、泄洪等重要功能之外，“护城河”还与城墙共同组成城市最外围的边界，起到军事防御的作用。另外，护城河也构成城市水景观的一部分。另外，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郭守敬在最初的通惠河规划方案中，曾提议“于澄清闸稍东，引水与北霸河接，且立闸丽正门西，令舟楫得环城往来”，该方案试图将护城河纳入运河体系中，使得船只可以绕城航行，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建议最终未被采纳。

元代大都城的城市与水利建设，奠定了今天西城区河湖水系的基本结构。

作者为西城区社科联委员、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