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儒家精神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儒家的传统是崇尚道德。儒家充分意识到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并推崇以道德为准则，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社会运行法则。首先，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穷困潦倒，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其次，道德还是人们设身处地的行为准则。儒家认为仁义之心是人之生命的根本，失去仁义之心也就等于丧失生命之根本。因此，他们强调做事要从仁义出发，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哪怕与人相处也要有所选择，要与有仁义之心即有道德的人相处。再次，道德构成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儒家重视教育，但他们所论教育主要不是知识教育，而是伦理教育，关于如何做人的教育，儒家的愿望是通过道德教化以造就志士仁人的的理想人格。最后，道德也是国家兴衰存亡的重要标志。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这个国家上至国君、下至百姓的道德状况、道德水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 儒家文化中的和合思想、人本意识特别是道德意识等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远的影响，而这些都能在孔子身上找到缩影。儒家文化中的和合思想是当今世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其实也就是我们现阶段提出的和谐意识。它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对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孔子主张寓天道于人道之中，要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因此，他既提出来了“天知人”，把天拟人化、道德化。孔子，一个超脱而真实的存在的个体。他知其不可而为之，一意孤行，显示出一种伟大的绝不平庸的人格与精神，一种古电视的悲剧的崇高。显示出来的我们人类的高贵与勇气，敢于向世界挑战，追求自我的超越的绝决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实质中不可或缺的营养。孔子给我们中华民族提供了一种参照，也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他交给我们保持的一颗士子之心，告诉我们“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孔子身上体现出来的这些，可谓是儒家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只是，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精神的践行者，是一种孤独的存在。

在孔子的时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身份的自觉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宗法世袭制度向地主官僚制度蜕变的社会变革中，“士”阶层的崛起标志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它说明，这一阶层尽管品流不一，但是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出身卑微。他们游移于底层贵族和庶民之间，或为庶民，或为没落贵族，或由贵族降格，或由庶民升格，总之，他们在经济上大多是无恒产之辈，而只能以自己的知识、思想、谋略、义勇之行作为立身之资，大多取实用的价值观。二是强烈的“以道自任”的自我实现意识。正如余英时所说：“‘哲学的突破’以前，士固定在封建关系之中而各有职事;他们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精神凭藉可持以批评政治社会，抗礼王侯。但‘突破’以后，士已发展了这一精神凭藉，即所谓‘道’。‘道’确立以后，士的特征已显然不在其客观身份，而在其以‘道’自任的精神。”

诸侯日益强大，周天子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小，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礼乐，已经走向没落崩溃，不过在春秋时期，礼乐的崩溃过程是很缓慢，在相当程度上礼乐对人们仍旧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样一个时代应该说是礼乐的统治地位已经动摇，但礼乐的教化作用并未完全消解，离经叛道的是一些诸侯国王王公贵族，礼乐对于中下层人士还是必须遵守的。在这样的一种社会形态之下，从事礼乐教化礼乐服务的儒是一个很庞大的团队，也是一个很庞杂的团队，那时候儒是一个介于贵族和奴隶之间的社会团体，是一种职业，在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国故论衡 原儒》中曾经说到这一点，“儒有三科，达名，类名，私名。所谓达名，殆公族术士之意。儒士即术士。所谓类名，殆知礼乐御射书数之人，皆为国家桢干。所谓私名，与今人所云甚近。即《七略》所谓‘出于司徒之官’者。”由此可见，在孔子之时代，儒是一种很普遍很繁杂的社会职业，是一种谋生方式，同时儒还分有几个层次，有算命打卦的儒，看风水的儒，有巫医的儒；有或者熟悉礼乐，或者熟悉驾车射箭技能，或者具有书写算术知识，因而得以进入政府班底成为各级官员公务员的儒；还有官小位微却乐于个人承担社会道义，为社会正风气的儒。可见在当时，儒也分有明显的层次的。

春秋战国时期，拳头就是硬道理，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才是根本的崛起之路，诸侯国的拳头决定自己的位置，野蛮撕下伪装，战争像转基因食品让社会发生变异，在战争的推动下各种学说兴起，从社会制度到无休止的战争再到百家争鸣的思想，的确乱的可以让人眼花了乱目不暇接。由于因循守旧，腐败堕落，喜欢玩“躲猫猫”、“临时工”、“个人行为”等把戏，又时常让百姓吃地沟油，强拆老百姓的房子，王公贵族大搞血统论，生活奢靡腐化，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周朝王室日渐式微，所谓的能体现周朝王室意志的周克思主义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了，周朝对诸侯的约束力逐渐归零，秩序瓦解，人品降解，道德沦落，礼仪彻底的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野蛮决定文明，粗俗决定文雅，战争代替和平，诸侯各国“大家都是狼，可都在装羊”，都在表面上推崇周天子，实际上都是拉大旗作虎皮，打着天子 的旗号，拼命扩展自己的实力，捞取自己的好处，为争夺对天下的控制权，诸侯各国纷纷登台表演，凭借战争威慑他国称王称霸，仗越打越大越打越刁，不断的战争一次次的冲击着人的道德底线，在战争中人的道德品行越来越差，这种乱哄哄你方斗罢我登台的局面，造成了王权、神权大衰败，礼乐崩坏，圣德和王道，急剧沉寂沦丧的种种闹剧。在一场场决定命运的大战之前，人们不再祭祝神灵和祖先，不再把祖先和神灵的护佑当作一回事，只把自己的成败得失，当回事。单纯精神的力量——神灵，祖先，天子等等，在现实中不足以同利 益、私欲想抗衡，信念和现实利益冲突总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精神力量加上制约和惩罚的措施、手段，以及实力的威慑，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凝聚力的中心。以强大的力量把四方八面、形形色色的人等团结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分，当中心的凝聚力衰退，中心之外的实力逐渐强大起来之 时，中心便会瓦解，或者有名无实，形成群龙无首的局面，诸侯割据，军阀混战，便是中心崩溃分化的结果。分裂时间久了，强者在不断蚕食弱者中日益强大，弱者一个接一个被蚕食和吞并，然后再凭实力统一起来。可以设想，仅仅凭实力建立霸权的确可以成功，但是这样做很难持久，很难形成真正稳固的凝聚力。权威不可能没有，但不应当是形同虚设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形势逼人，牛人辈出的时代，那时候很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整个社会有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气，励志哥励志姐很多，宅男宅女是一种耻辱，一种堕落，在各个诸侯国，李天一不流行，“我爸是李刚”还没有产生，靠骚姿弄首靠色相当上将军的可能性极小，倒是能够力挽狂澜改天换地的智勇之士，层出不穷，再难做到的事情，都会有人竭尽全力的去做到做好，例如各种实用技术的研发，学术研究，称霸大业，军事战争，等等，都同样如此。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潜心致力于古文献整理，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其思想以“仁”为核心，“仁”即“爱人”，倡导推行“仁政”，且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其深远。

孔子终生热衷于从事政治，有一腔报国热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最高统治者对于他始终是采取一种若即若离、敬而远之的态度。他真正参与政治的时间只有四年多，在这四年多的时间里，他干了不少事，职务提升也很快。但终究因为与当权者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了。此时他已五十多岁，迫于形势，他离开了鲁国，开始了被后人称之为周游列国的政治游说，十四年中，东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险，险些丧命。后虽被鲁国迎回，但鲁终不用孔子。

孔子自二十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到三十岁时，已有些名气。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鲁国发生内乱，鲁昭公被迫逃往齐国，孔子也离开鲁国，到了齐国，受到齐景公的赏识和厚待，甚至曾准备把尼溪一带的田地封给孔子，但被大夫晏婴阻止。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称为“陪臣执国政”，因此孔子虽有过两次从政机会，却都放弃了，直到鲁定公九年（前501年）被任命为中都宰，此时孔子已五十一岁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绩，被升为小司空，不久又升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大治。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削弱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世卿，因为是鲁桓公的三个孙子故称三桓，当时的鲁国政权实际掌握在他们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三桓），采取了“堕三都”的措施（即拆毁三桓所建城堡）。后来“堕三都”的行动半途而废，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季桓氏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五十五岁。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六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十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于是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路过匡城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五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

鲁哀公二年（前493），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知道孔子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意见，怕孔子到了楚国被重用，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劳役的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带粮食吃完，绝粮七日，最后还是子贡找到楚国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师徒才免于一死。孔子六十四岁时又回到卫国，六十八岁时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鲁国，但仍是被敬而不用。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七、八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门徒还不大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在这一时期，孔子的学生中有比他只小六岁的颜路（颜回之父），有比他只小九岁的子路。子路几乎是终生陪伴着 孔子。

第二阶段：自三十七岁（鲁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从齐国返回鲁国，到五十五岁（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十八年的时间。这十八年中，孔子虽然有四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止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孔子的威望已经树立起来。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贡、冉求、仲弓等，大都是这一时期进入孔门的。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来跟随他周游了列国，一部分从了政。

第三阶段：自六十八岁（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五年时间。这时，他虽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但鲁哀公、季氏最终并没有任用他。他虽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时也发表一些政见，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了。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了教育事业。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也没有停止过教育活动。他在卫国、陈国先后住了数年的时间并没有从政，弟子就在身边，师生之间不可能不进行学术研讨。他带着弟子到列国去周游，本身就开阔了这些学生的眼界，他们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练。这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活动。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现突出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在语言方面表现突出的有宰我、子贡，办理政事能力较强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相长，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学生们对老师非常崇敬，当有人诽谤孔子时，学生们站出来为孔子辩护，捍卫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几乎是终生陪伴着孔子，其情感之深，胜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丧三年。子贡在孔子的坟前盖了一间小屋，为孔子守坟六年。中国历史上创办私学的先行者，第一位职业教师，得到了弟子们的衷心尊敬。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孔子六十三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九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何为“君子”?先从“君”字说起。许慎《说文解字》曰：“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段玉裁注“尹”为“治”。“治”何谓?治理也。“尹”原本是古代一个部落的最高首领，可以向部属发号施令，后来“尹”就成了古代部落酋长的通称，所以甲骨文里，“尹”和“君”具有同样的意义。

在殷商时代，“尹”是一个官职的名称，战国时代的楚国还有“令尹”一职，“令尹”掌管军政大权，地位相当于后来的丞相。《仪礼·丧服》曰：“君，至尊也。”郑玄注曰：“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由此可见，在周代的文化观念中，人们对于“君”，首先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来看待的。后来引申出“君子”一词，指称统治者和贵族男子，与其对举的往往是“小人”、“野人”，这也是从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着眼的。如《诗经·小雅·采薇》：“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孟子·滕文公上》：“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其次“君子”还有道德评价的内涵，只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道德评价的内涵是逐渐丰富的。《周易·乾卦》曰：“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文言》传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忠忠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也就是说，“君子”除了具备“忠信”、“诚”、“义”等道德修养外，还须具备“修辞”、“知”(智)等文化修养，这便是“君子”的第三个内涵。如果加上孔子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那么“君子”的第四个内涵就是要有贵族的优美风度。“君子”往往和“圣人”相关联。“圣”繁体作“聖”。《说文解字》曰：“圣，通也，从耳，呈声。”段玉裁注“圣从耳者，谓其耳顺。《风俗通》曰：‘圣者，声也。言闻声知情。按，声、圣古相假借。’”何谓“耳顺”呢?通行本《论语》为政篇讲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朱熹谓“耳顺”是“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朱熹的理解承马融、皇侃而来，他侧重的是人的智慧(知)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听人其声即能察其心。既然六十岁就达到了“知之之至”的境界，那么七十岁呢?所以这个说法是有漏洞的。《论语》敦煌残卷作“六十如顺”，“如”犹“而”也。于省吾《论语新证》认为“耳字乃衍文。”故程石泉先生认为“马融、皇侃、朱熹名家注文皆强为解说，殊不当意。”按程先生观点，前人把孔子之谓“六十”和“七十”分为进学的两个阶段是不准确的，“盖谓行年六十七十皆可从心之所欲，而不逾规矩(亦即顺心所欲而不逾矩)也。此一字之差，可以破二千年来之疑惑，岂非意义重大乎?”也就是说，“圣”不仅在“知”方面，而且在“德”方面都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但是，顾颉刚考之《诗经》和《尚书》“圣”字用例之后，总结“圣”与聪明、睿智、有知识、有技艺、有念虑有关，并没有道德内涵。《论语》中“圣”字用例5条，不出此含义范围。但是后来人们还是在“圣”里面附加了道德内涵，只不过“知”还是站主导地位。与此相关，顾先生考察先秦典籍“君子”用例，仅《论语》就有七八十条，其义在有礼貌(恭敬)、有感情(仁惠)、有理智(知，学)、有做人的宗旨(义、勇)。《论语·述而》上记载孔子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以矣。”“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由此观之，“君子既是陶冶人格的目标，而圣人又在其上，可见圣人成了理想中的最高的人格，不是普通人能够达到的”。顾先生这个看法是很有见地的，至少说明以道德崇高为主要内涵的“圣”是后起的，而“君子人格”却是西周到春秋时期贵族阶层所追步的。

在西周末期以前，宗法式的政治体制还相当完备和巩固，周天子权威还很高，“政教合一”、“学在官府”，周公“制礼作乐”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贵族文化规范尚能保持它的地位和合法性。在教育方面，《周礼》中所规定的“小学”阶段要学习的“六艺”和“大学”阶段要学习的“明明德”等各种技能本领和高深的思想道理，都是为了训导贵族子弟“进学”的。所以上面我们讲到的“君子人格”的四个方面主要还是贵族阶级的人格理想，无论是在政治舞台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堪称“君子”的贵族都必须有内在的“德”和“才”以及外在的优雅风度。正是有赖于一大批具有君子人格风范的贵族社会精英的支持，周王朝能够绵延数百年，保持着繁荣、进步的社会气象。特别是巫史，作为特殊的知识阶层，他们在构建、维护和传播贵族文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

但是，从西周末年开始，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社会开始出现阶级分化，意识形态受到极大挑战，“礼崩乐坏”，特别是《周礼》中规定的“天”、“德”、“礼”、“孝”等观念开始动摇起来。如：“浩浩昊天，不骏其德”(《诗经·小雅·雨无正》)、“士也罔极，二三其德”(《诗经·卫风·氓》)、“相鼠有皮，人而无礼”(《诗经·鄘风·相鼠》)、“谓他人母，亦末我有”(《诗经·王风·葛藟》)。

总之，建立在氏族血缘基础上的宗法制度开始瓦解，礼乐规范开始松弛，先秦君子人格风范已不复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中所显示出来的各种价值观和人生观已经完全瓦解了原来单一的贵族君子人格模式，而在自我实现的前提下，实用的价值原则盛嚣尘上，所谓“杨子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孟子·尽心上》)的杨朱利己主义哲学，恐怕不仅仅是杨朱学派的价值观念。虽然孔、孟倡导“仁政”“仁义”，试图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新的人格模式，但他们的思想还不能说对当时知识阶层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篇》)对此，孟子议论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孟子·尽心下》)也就是说，在孔孟人格理想中，“中庸”为上，其次“狂狷”，最下“乡愿”。实际上，屈原乃“楚狂人”，他的人格和先秦君子人格有着更深的血缘联系。

读书使人有了一种对比的认识，会对自己充满信心和验证，因为有“知”才有“为”，《孙子兵法》讲“知已知彼，百战不殆”。正因为不知道，人才没有信心，才没有胆量，才没有目标，才不敢冒然行事、胆小如鼠。而你一旦知道了其中的奥秘，知道了对方的底实，知道了别人成功的关键，知道了自己判断的正确性，自已才会更有信心和胆量去面对一切挑战和机遇。因此，读书会使人头脑富有，就会认识到别人看来没有价值的价值所在，就会发现、借鉴一般人发现不了的解决办法的办法、思路或理论。

因此，在春秋时期那个时代，拥有知识和文化的人得天独厚，而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更善于务实创新发展的人，更是这个时候的弄潮儿，是世界标准的制定人。财富的本质是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及其享受，当今社会，是一个讲诚信、讲人品、讲创业的新型社会。人正乃业正，业正乃财正，堂堂正正赚钱，不做亏心事，不赚冇良心的钱。凭知识赚钱，凭本事赚钱，凭双手赚钱，“辛苦钱万万年”。虽然这条道路充满艰辛和风险，但问心无愧，心里踏实，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无愧于子孙后代。孔子要求“士志于道”(《论语·里仁》);“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宜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批判的：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贱乱者也，恣睢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势之嗜者也。他还批评那些俗儒、贱儒之辈，以知识换取口食，没有廉耻而贪图吃喝，如同篇所写：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

仅有抨击是不够的，荀子以己为正身之模范，在物欲横流的境况下，仍然呼吁：士的天职是正身并肩负道义，《哀公》篇主张“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率也;虽不能遍美善，必有处也。”《尧问》篇又说：“彼正身之士，舍贵而为贱，舍富而为穷，舍佚而为劳，颜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纪不息，文章不废也。”荀子所赞扬的“通士”、“公士”、“直士”、“悫士”、“正身之士”等等都是把道义视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士。

《修身》篇又说“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荣辱》篇主张“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勇也。”荀子承袭了孟子的大丈夫人格范式。道高于势，道理如矢。但真正能付诸实践的并不多，《管子·形势解》说：“正谏死节，臣下之杂也。”夏、商、周基本上是神的世界，春秋开始，人的地位取代了神的地位，老子把人还给自然，孔子把人还给社会，人的自觉意识促进了人的主体积极性，故“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因此个体在“道”的实现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就异常沉重。

余英时先生认为：“为了确切保证士的个体足以挑此重担，走此远路，精神修养于是成为关键性的活动。试想士之所以自任者如此其大，而客观的凭藉又如此薄弱，则他们除了精神修养之外，还有什么可靠的保证足以肯定自己对于‘道’的信持?所以从孔子开始，‘修身’即成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必要条件。‘修身’最初源于古代‘礼’的传统，是外在的修饰，但孔子以后已转化为一种内在的道德实践，其目的和效用则与重建政治社会秩序密不可分。从发生的历程说，这种内求诸己的路向正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外在凭藉太薄弱才逼出来的”。孟子鼓励“人皆可以为尧舜”，“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下》只要人格本体的内省修养到家，独立的道德意志就可以完成，这是立足于人先验的善性与道德自律的可能性。

荀子有所发展，他从现实的群体规范秩序出发，按“礼”的标准来修身，其方法一是学“礼”;二是求师;三是专心一志持之以恒。他说：“扁善之独：以治气养生，则身后彭祖;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舜。”(《修身》)“好法而行，士也;笃志而体，君子也;齐明而不竭，圣人也。人无法则伥伥然，有法而无志其义，则渠渠然，依乎法而又深其类，然后温温然。”(《修身》)这对人格道德完善赋予了时代内容，超越了孟子人格的内向归宿，而着眼于族类整体的外在规范，注重客观现实的人为改造，修身不仅是个体的仁义孝悌，也是满足社会统治的礼法纲纪需要之手段，如《子道》篇所言：“入孝出悌，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礼安，言以类使，则儒道毕矣。虽舜不能加毫末于是矣。”

在政治方面,孔子主张实行"德政",提出了"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论语·公冶长》)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雍也》)的社会理想.孔子的哲学思想中,既有唯心主义的成分,也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他一方面相信"天命"的存在,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另一方面又少谈鬼神,《论语》中记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又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 (《论语·先进》)这种双重的哲学思想,与他所处的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社会形态有关，孔子的哲学思想中还灌注着折中调和的精神,即"中庸"之道。

卑微者的财富，便是在困顿中发愤图强、改变现状、自我实现的精神，这正是孔子儒家精神的真谛。从孔子开始，儒家精英积极的融入社会，努力的开拓进取，他们或著书立说、设教授徒，或纵横捭阖、游说人主，或毛遂自荐、寄食门下，无论是周游列国、骋说四方，还是择主而栖、横历天下，抑或是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无不体现了“士”阶层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实现的时代精神。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他那执着的追求精神浓缩了春秋时代“士”阶层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实现的时代精神，对轴心时代的“士”阶层积极参与现实、“以道自任”的理性自觉以及血泪人生作了精致的演绎。

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孔子的儒家精神，所弘扬的是一种充满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人格，并且以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人格具体显现之，孔子的儒家精神，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与完善，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