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6年11月11日，应刘成国老师之邀，我参加了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墓志与宋代文学、历史”学术沙龙。会上，我首先作“无题”的主题发言，谈了一些我对浙江宋元墓志出土和整理现状的看法。

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墓志与宋代文学、历史”学术沙龙。网络资料

墓志碑刻，历来是金石学家、文物工作者刻意网罗的文物。清阮元《两浙金石志》对浙江全省碑刻的搜罗、著录、考订，至今足为楷式。其后，丁敬《武林金石记》之于杭州,李遇孙《括苍金石志》、《续志》、邹柏森《括苍金石志补遗》之于丽水,戴咸弼《东瓯金石志》之于温州,黄瑞《台州金石录》之于台州,陆心源《吴兴金石录》之于湖州,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之于绍兴,邹柏森《严州金石录》之于严州（今淳安、建德、桐庐三县）的明代以前墓志碑刻的著录。这既是文人墨客的“风雅事业”、证经补史的学术事业，也是保存史料的“名山事业”。

金石专书以外，晚清民国地方志，亦多辟有“金石”门。一府一县之地，明代以前碑刻，搜罗殆尽。

但是，传统金石学，亦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一、古人著录碑刻，以文字为主，多不附拓本图像。而古人又无今日之“文物保护”的理念，唯以录文、刊书为务，个别具有鉴赏性的碑刻，则据为己有，以为文人之间的风雅之助。大凡为清人著录的碑刻，十之七八，均已失传。鲁迅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我们也无妨说“清人著录金石碑刻则碑刻亡”。清代金石学家固然为国家民族保留了大量史料，但他们大规模的访碑未尝不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劫难。所以，做学问、求知识的人，不必太“风雅”；二、清民时期，发掘古墓的风气未开，时人所见碑刻，多为当时矗立地表者，而随葬地下的墓志，则犹未见。旧金石书中的宋元墓志碑刻，多为墓表文，真正地下出土的圹志、墓志铭是很少的。

而1949年以来，随着大规模生产建设、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近年来，又多有盗墓出土者），浙江各地出土了大量的墓志碑刻。这些前人未见的新材料，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亟需全面调查、整理。自然，浙江各地区墓志的出土和整理状况，是不平衡的，不可一概而论。整体而言，其实际状况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各地墓志的实际资源量；二是墓志出土地的学术传统，尤其是当地搜集、整理乡邦文献的传统。下面，我将就此问题，略述己见。

成绩可嘉的温州

首先是温州地区。温州的墓志出土和整理、出版状况，在浙江是比较出色的。吕溯《温州博物馆藏历代墓志辑录》，分上、中、下三辑，全面披露了温州市博物馆收藏的墓志，其中多为早年永嘉、瑞安、平阳县出土者；金柏东《温州历代碑刻集》、吴明哲《温州历代碑刻二集》，多明清碑刻，但有少量早期墓志；杨思好《苍南金石志》、永嘉县地方志编委办《永嘉金石志》、陈纬《乐清历代碑志选》、孙建胜《永嘉场墓志集录》、瓯海文化丛书《瓯海金石志》诸书，尽管体例各异，如《温州博物馆藏历代墓志辑录》为墓志专文，完全以实物和拓本为据；《苍南金石志》著录范围虽不限于墓志，亦多以实物为据，因为宋元碑刻极少传世，今日所见的宋元碑刻，多数也就是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墓志；《永嘉场墓志集录》虽为墓志专书，然多据古人文集、族谱辑录，真正的实物反而很少。无论如何，这些著作对各地的墓志资源，已有很好的汇总和整理。

温州的过人成就，首先拜地利所赐。“温州佳山水”，比如永嘉、瑞安县交界的吹台山，宋元以来就是著名的“风水宝地”，有大量古墓葬；其次，因为“地不爱宝”，温州人多地少，生产建设活动频繁，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生产建设中出土了大量墓志；再次，近代以来温州有整理地方文献的优秀传统，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的流风遗韵，出土墓志通常得到妥善的收藏、著录和刊布。

温州的成绩固然可嘉，但仍有几点可以补充。传统的墓志整理，多以移录文字为主，末尾，稍缀以文字说明，多以针对志文涉及的历史人物、事件的考订为主，反而疏于对墓志出土信息的描述。当然，史料考订是必要的，不过对整理者而言，更重要的工作应该是对出土信息的搜集和描述。史料考据，是外地学者在书斋内也能完成的工作，而出土信息则必须有赖于有机会接触实物的一线工作者，两者孰轻孰重，不难判断。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份准确的论文，并附有清晰的拓本，仍可能有信息流失。碑刻附属的“物质性”信息，其重要性并不必然亚于“文本”本身。兹举二例：

永嘉县花坦廊下村吕公山出土《宋故孺人刘氏墓志》（现藏永嘉县博物馆），字迹内填嵌白灰，底衬涂以黑色。出土之初，黑底白字，字迹如同书本一般明晰。这说明碑石刊刻完成后，还经过了打磨、嵌白灰、为底衬上墨等工序。而通常所见的宋代墓志，岁月侵蚀，表面已褪去装饰，仅以“毛石”的面目示人，字迹模糊，难以辨认，只有制成黑底白字的拓本，才能充分观赏。碑刻字迹内填嵌白灰的做法，亦见于余姚出土《南宋李光墓志》。我在武义时，曾清洗当地新出土的墓志，一盆清水，常常黑如墨汁，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古人常说“读碑”，我尝大惑不解，字迹模糊如此，怎么读呢？现在看来，古代碑刻，落成之初，字迹黑白分明，纤毫毕露，确是轻松“可读”的。而活泼泼的碑刻，化身为拓本，就“扁平化”了。这些重要的碑刻信息，如果著录者未加注意，很容易遗失；又如，2013年温州市龙湾区上朱垟的明代英桥王氏家族墓地，是五六代人聚葬的墓地，上迄明万历年间，下至清代，共出土墓志40多通。墓葬位次，按照长幼尊卑，分为五排，秩序井然。墓地外围，缭以石墙，形成独立的墓园。后来，因为墓园地隘，在墓园东南角，又溢出三座墓，系晚辈的家族成员。待墓园彻底“饱和”后，则另辟新址。明代英桥王氏，有按房支之别，规划家族墓地的做法，若结合墓志出土的具体位次分析，会有许多有趣的问题。而当地在著录这批墓志时，脱离了原先的墓地，只做孤立的著录和分析。于是，这批墓志就从重要史料，降格为“一般性史料”，因为志主的传记，也见于现存《族谱》。

台州：墓志出土和整理的重镇

台州，也是墓志出土和整理的重镇。1986年，临海县博物馆的丁伋先生，根据“台州地区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编有《台州墓志集录》的内部出版物。丁伋是台州著名的文史学者，治学严谨，向以“乾嘉殿军”自勉，《台州墓志集录》著录严谨、准确，虽然未附拓本，仍可放心引用。但是，1986年至今，又过去了三十年，各地又有许多墓志出土，为当年未见；何况《台州墓志集录》因故遗漏了仙居县的材料，而仙居恰恰是台州墓志出土的重要县份。

2002年，丁伋的《临海墓志集录》出版，于临海墓志，又有大幅增补；金渭迪《黄岩金石志》著录黄岩墓志，也有超出《台州墓志集录》的，但错讹甚多，仅可充资料索引。新世纪以来，台州各地新出了许多墓志，如温岭南宋戴氏家族。即便吾乡玉环，一个孤悬海外的海岛，也有宋志出土。丁伋先生的墓志整理成果，均以石本为据，但他曾经在临海的明清族谱中，也辑录出一些经过考证认为可靠的墓志，将来增订《台州墓志集录》时，可作为“附录”。

说句题外话。台州各地的墓志整理，主要得力于1982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而2007~2012年开展的“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普查力度、覆盖范围，远超过去。而墓志碑刻，作为散落在乡间的重要文物，居然被视为“可移动文物”，未能纳入“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范围。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踏遍家乡的山山山水，却不知网罗碑刻。如今想来，至为遗憾。

丽水墓志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范围

丽水，即宋元时期处州（路），地处浙南万山深处，如今是浙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而宋元时期，人物甲于一方，楼钥《攻媿集》中至有“括苍达官最盛”的说法，南宋何澹、汤思退、叶翥、姜特立等，位重一时；元末“浙东四先生”，处州独占其三，刘伯温天下闻名。2013年，拙著《丽水宋元墓志集录》出版，丽水宋元墓志，首次结集出版；2015年，吴志华、吴志标《处州金石》续有增补，如2014年庆元县出土的《胡紘墓志》等。

《丽水宋元墓志集录》最重要的材料，当数关于何澹家族的一组墓志，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据此撰成《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一文。出土新史料，在系统性上，也许不会超过传统史料，更不能取代传统史料。但是，新材料可以刺激新议题，邓老师说，“假如不曾见到这批墓志，也许我就不会有写作何澹的灵感和愿望”，即此之谓也；墓志，另有一个潜在的学术价值。研究南宋何澹家族，如果想要恢复他们尽可能完整的人际网络，再多的传统文献和出土墓志，都是不够的，还必须利用传世的明清族谱。然而，时过境迁，近代族谱记载早期历史的可靠性，后人无从判断。出土墓志，就具有“激活族谱”的潜在价值。丽水通济堰出土的何偁、何澹、何处仁夫妇墓志，记载志主的生、卒、葬的年月日，多与《族谱》严丝合缝，甚至可以准确到具体的日期与时辰，从而验证现存民国《屿湖何氏宗谱》《清源玉溪何氏宗谱》关于南宋何氏家族的记载，是高度可靠的。这就为宋元家族史研究开拓出了广阔的史料空间。

出土墓志，尤其以备日后“陵谷变迁”的圹志，记事多简略，似不起眼。然其潜在的学术价值，当作如是观。

宁波墓志可以改写地方史

宁波，是宋史研究中最受人重视的地区之一。南宋后期至有“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谓。鄞县、慈溪、奉化的山水之间，显宦名公，高坟累累。天一阁博物馆章国庆《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编·唐五代宋元卷》，汇聚2012年以前宁波各县市出土墓志，至此涣然大备。鉴于宁波的特殊重要性，毫不夸张地说，《宁波历代碑碣墓志汇遍》是近年宋代史料整理的重大成果，倘加以充分利用，庶几可以改写地方历史。

章国庆专注于石刻墓志的搜集。晚唐五代时期，越窑中心产区慈溪上林湖附近，盛行以青瓷墓志罐随葬。这批瓷墓志，年代集中，地域集中，仅流行于上林乡附近的蕞尔之区，极具特色。慈溪市博物馆厉祖浩《越窑墓志罐》于此用力甚勤，在田野调查和著录的层面，几乎做到了“题无剩义”的境界。

章国庆、厉祖浩先生搜集、整理墓志，通常只出于个人的兴趣和对乡邦文献的热爱，他们不求闻达，也从未有所谓“课题”或“项目”的支持，但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想当年，清代的阮元以浙江巡抚之尊，网罗两浙摩崖碑刻，尚多有遗珠之憾。章国庆、厉祖浩先生这些年来的艰辛劳动、苦心孤诣，可想而知。

惨遭盗掘的绍兴墓志

宁波之外，绍兴、金华也是宋元史上的重要地区。绍兴地区出土墓志，绍兴县文化中心编《绍兴摩崖碑版集成》，收集原绍兴市本级、绍兴县各文博单位收藏的墓志，但不完善，而且这是以宣纸印刷的线装“礼品书”，印数很少，流传亦不广；潘表惠《新昌文物志》、方志良《诸暨县文物志》（油印本），均收录有当地出土的墓志。除此，上虞“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档案资料、《东方博物》《越文化研究通讯》等学术报刊，也曾披露过少量材料。

绍兴出土墓志之大宗，在于民间收藏。有位张姓收藏家，收藏绍兴及邻近地区出土的宋元墓志，数量近百通。绍兴一县，短时期内，集中出土数量众多的墓志，上至品官勋臣，下至平民百姓，必将能相当真实、全面地反映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我们期待这批材料的面世。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绍兴盗墓猖獗，几至于失控的地步。2009年，绍兴至诸暨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公路沿线派驻了四个考古队，辗转各地，历时近一年，发掘古墓葬无数，出土器物却寥寥无几，因为当地所有的古墓均遭盗毁。我们无妨设想一下，以每发掘十座宋墓出一通墓志计，一百通墓志，意味着一千座宋墓遭盗毁。而这些墓志，也就永远失去了其出土地点、伴出文物等信息。所谓“盛世藏宝”，人人幻想一夜暴富，各地“挖宝”风气大兴，遂酿成文物保护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为一叹！

有待整理的金华墓志

金华地区的墓志，少有系统整理，与金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历史地位和墓志出土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这是因为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中，少有章国庆、厉祖浩这样有志于“整理国故”的人；而民间或高校，固然不乏有兴趣的人，却无资源，终至于一事无成。我到金华地区的考古工作机会不多，也很少往金华的乡下跑。但对各县市博物馆的收藏家底，大体清楚，金华、东阳、浦江、永康、兰溪、磐安都有或多或少的墓志收藏，如金华出土《王淮圹志》、兰溪出土《范锺圹志》，都是位居宰执的人物，永康出土《陈充圹志》，志主系南宋思想家陈亮弟弟，可惜多数不为外界所知。

金华地区墓志调查最为充分的是武义县。2014年，我在武义明招山调查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工作余暇，对武义全境的墓志做了全面调查，共发现南宋墓志39通。这批墓志的分布状况，可分为三类：一、馆藏墓志，即收藏于当地公办博物馆或文物保护机构之墓志；二、近年考古调查、发掘新出之墓志；三、民间收藏，又可分两小类，其一为生产建设中自祖坟中出土并保存于民间祠堂之墓志，其二是以实物或拓本的形式为民间收藏家拥有之墓志。

以职业文物工作者的身份，只需毅力，第一、二类墓志的搜集，难度不大，尤其是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共18通，无疑是近年来关于东莱吕氏最重要的文献发现。当然，我到武义明招山，重点在于探索吕祖谦家族墓地的形成、发展和规划问题，及中原地区的士大夫家族，南渡以后，在自然环境、人文传统、丧葬习俗与北方迥异的江南地区，如何建设家族墓地的问题。而墓志，只是此项工作的副产品；第三类墓志，即民间收藏的部分，其搜集则无把握，或因限于信息来源，或因藏家秘不示人，人与古物间的遭逢，全凭缘分，整理者只能勉力为之。

金华，素称“东南邹鲁”，而今墓志的整理和研究，与周边地区相比明显滞后。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局面，需知金华本是吕祖谦“浙东学术”的中心、“北山四先生”的故乡。

衢州。衢州市博物馆编《衢州墓志碑刻集录》，可资参考。

杭嘉湖等地缘何少有墓志

出人意料的是，作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杭州；“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的嘉兴和湖州；还有严州，即淳安、建德、桐庐等地，出土墓志相当稀少。温州、台州、宁波、绍兴，可以各自编辑厚厚一册“宋元墓志集录”。而杭嘉湖，至多只能出本合集。

杭州墓志稀少，最不可思议。除了早年半山出土《南宋韦谦墓志》、杭州苗圃出土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墓志》等少数例子，几乎乏善可陈。杭州孔庙所在的“杭州碑林”，以收藏“南宋石经”著名。建国后，也兼收藏杭州及附近地区搬来的墓志碑刻，也见不到本地出土的宋元墓志。我们只要稍稍读书，可知西湖南山、北山及环湖诸山中，南宋时期曾是许多显贵人物的葬身之所，湖滨柳浪闻莺公园，曾为元代穆斯林墓地。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西湖之滨、环湖诸山，表面上看，山明水秀，风景优雅，其实，历史上西湖周边的“陵谷变迁”极其严重，绝大多数的古墓，在过去，也许在清代以前就已破坏殆尽。这是杭城墓志稀少之由么？我猜想。

嘉兴墓志稀少，那是因为嘉兴本是水乡泽国，甚少自然高地。本地缺少“山环水抱、藏风聚气”的好阴宅，只好葬到别地去。湖州吴兴、德清等地，有山有水，又不太远。南宋时期嘉兴的大户人家，死后，通常会葬到湖州去。宋孝宗生父“秀王”赵子偁是嘉兴人，绍兴十三年卒，后来葬到“湖州乌程县菁山”，因为赵子偁墓在湖州，整支宗室都从嘉兴迁居湖州，后来的大书画家赵孟頫就是吴兴人。海盐县的鲁世宁，本为地方豪右，墓在平湖当湖，他的三个儿子，南宋时中进士第，并官居高位，他们死后，也都葬到了湖州。

两宋时期的江南水乡，火葬盛行，屡禁不止，除了佛教因素，更重要的恐怕是地势的制约。元代昆山人殷奎说苏州“于浙水西为地尤下湿，人死不得高原广陇以葬，则相为火柩，以胔沉江流”。卑湿之地，找不到好葬地，于是火葬、水葬盛行，以至于殷奎的父亲去世，援礼土葬，竟然招致众人的嘲笑。

墓志，是墓葬的随葬品。嘉兴人把坟墓建到了异地他乡，本土自然少了墓志出土的机会。非唯墓志实物少，宋元文集中的嘉兴人墓志也少。嘉兴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嘉禾宋文鈔》，是嘉兴地区的宋文汇编，多辑录自《全宋文》，墓志铭数量，区区五六篇，志主还多数葬到了湖州境内。反观温州人叶适《水心集》，志墓文字，成篇累牍。显然，地理环境是嘉兴墓志稀少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说南宋嘉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及温州。

如前所述，湖州地区的宋元墓志，较嘉兴丰富许多，但跟温州比起来，依然逊色不少。同理，这也不能说明温州比湖州经济发达、文化昌明。

原严州地区，“潇洒桐庐郡”。范仲淹《严先生祠堂》“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吴均《与朱元思书》“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严州不缺好山水，为何也少墓志呢？

这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想透。也许桐庐、建德地区，大型建设较少，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相对也少，墓志出土的机会也少。2004年，我去淳安县考古调查，未发现任何文物，悻悻而归。因为1957年新安江水库建设，古代淳安、遂安县最适合人居和埋墓的地方，多已淹没，如今那里名叫“千岛湖”。我走在今天的村庄，其实都是当年的半山腰甚至高山区，这些地方过去是不住人的。我想，如果想在淳安县获取大量宋元墓志，也许得先放干新安江水库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