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铁臂阿童木

〔 01 〕

“开门，开门！”村干部和一名身穿黑色夹克的男子，站在小学堂的铁门外，朝里面喊。我的心往下一沉：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打开门，他们走了进来。村干部指着我，对那位黑夹克说: “这是学校的校长。”接着又对我说：“这是县里某某局的李局长，是我们村的挂点干部。”

李局长有着一张典型的公务员脸——四平八稳，不动声色——他问我：“现在都放假了，学校怎么还有人。”我尽可能轻描淡写地说：“我有几个朋友，趁着假期，过来陪陪学校的孩子玩玩游戏。”

他默不作声地打量着学校，教室里孩子们在专心参与志愿者老师安排的活动。而在我和这两个干部之间，空气仿佛都要凝固了。我的心跳得很快。

李局长又问了我几个问题，走出了大门外。

志愿者老师们的领队童老师走了过来，我把事情告诉他，这个年轻的男孩乐观地说：“没事儿，你看，他们都走了。”我摇了摇头，强烈的沉重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我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风雨必来。

说话间，我的手机响了，是镇中心校的领导。多次深呼吸之后，我接通了电话。

“我接到上面领导的电话，说你在学校里搞什么活动。不管搞什么活动，立刻给我停掉，听到没有？”电话挂断了。

很快，教育局的一个领导和中心校的几个领导驱车出现在了校门口。他们面色沉沉走进教室，站在教室后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走了出来，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感受到那斜过来的眼风里压抑着的怒火。

志愿者老师们感觉到了事情不对劲，留了一位老师在教室里陪孩子，其他老师都跟了出来。

“你们从哪里来的？什么机构？怎么联系上的？”连续的发问，都被童老师有条不紊地接下了，他做了一番自我介绍，接着，他试图说服领导，让我们把冬令营办完。

“什么都不用说了，你们这个活动立刻给我停掉，马上！到时候真出了什么事情谁负责？你负责吗？”他盯着我说，“你也算老教师了，我主要看你工作还比较积极，让你坐这个位置，出了事，今天是老师，明天就坐牢去了！”

童老师解释说：“我们所属的机构是在民政局注册过的合法机构，而且我们机构做冬令营夏令营有十多年的经验……”

“你还不明白吗？”领导打断了童老师的话，“你们合不合法跟我没有关系，你去哪里办都行，但是就不能在我这里办。你们经过我同意了吗？出了事谁担这个责任？”

“我们已经给每个参加冬令营的孩子购买了保险，而且经过了家长的签字同意……”说着，童老师将家长签了字的安全责任书递给领导。

“你要我重复多少遍？你还不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要办去别的地方办，别在这里办。”领导将这堆责任书往旁边一放，有些动怒了。

“别说什么民政局，没有我们教育局的文件，你们什么活动都不能办。”其他一同来的领导也因为我们的不识时务而感到啼笑皆非。

▲ 一所乡村小学的外观。© 图虫

〔 02 〕

“老师你被骗了吧？他们是来拐小孩的吧？”

“我家孩子才不会去你们那个小学校，我们去的是大学校。”

“去你们学校参加活动，下学期我家孩子也不会去你们学校读书。”

“你们要收多少钱？不收钱的准没好事儿。”

“你们管饭吗？”

“我不懂，我不管，等他爸妈回来再说。”

……

家长们说什么的都有，什么态度都有。

“真的有大哥哥大姐姐来我们这里吗？”

“教画画吗？弹琴呢？”

“唱歌和跳舞呢？”

“老师，我真的很想来参加，但是我家里人不同意。”

“你要和家里人哭，你说你一定要来。”

……

孩子们兴高采烈，也烦恼不断。

招募孩子来参加冬令营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啼笑皆非。孩子们的热切是我的动力。

玩偶、布料、彩纸、乐器、图书……小小的电动车，载着我和一箱又一箱的神秘礼物，往返于村里的小学堂和镇上的各家快递店，一趟又一趟；和志愿者老师们通过微信视频，制定课程表、认领课程、做课件，一次又一次；就像玩一个并不确定的拼图游戏，冬令营的样子慢慢被拼凑起来。

志愿者老师们坐了一天的火车，来了。这幅拼图，完整了。常年沉寂的山村小学堂，灵动起来了。孩子们小鹿似的在校园里蹦跳。

很多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报上名的孩子，趴在窗户外、校门口，久久不愿离去。家长们的困惑和疑虑一扫而光，对我说：“老师，我们这里的小孩子就需要这样的老师和课堂。”

我就像一位老农，在冬日的蓝天之下，暖阳之中，守望着我的麦田。尽管我的心从未真正安稳下来。果然，它结束得如此猝不及防。

一开始，内心的不甘、愤怒、悲伤，愧疚就像奔腾发酵的岩浆，却只能死死压住，无法破土而出。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所有负面情绪都蒸发得差不多了。不可否认的是，的确是我违规在先——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将举办冬令营的申请层层上报，等待同意并获得审批。因为我心里，很多人的心里，都再明白不过，合规的道路是条死路。

很多程序的存在，好像就是为了告诉想要走这条程序的人，把自己的想法掐灭是你唯一能走的路。课间连孩子跑跳都明文规定不允许的乡村学校，怎么可能让一个非官方的冬令营存在呢？

但是我们的孩子，这群在精神和情感等多重贫瘠里的孩子，我们这孤岛似的山村小学堂，都需要和渴望它的发生。所以我们努力让它发生。

我也很清楚，“领导”是一个角色，一种身份，也具体是谁，没有太大关系。一场戏唱到那个时段，大概率都是：该出场的就会出场，该做的动作，该说的台词，该摆的神态，都会按照剧本，一丝不苟地来一遍。

先不去讨论这种规定的合理与否，挟规定而治下的叫停，确实多少也镀上一层正义和正确的薄膜。但是《教师法》，以及教育部三番五次各种“减负”、“推行素质教育”的红头文件，只在网络上爆虚火，在真实的基层，被视若无物，也是长久以来广泛存在的事实。

在这里，有的文件貌似针对基层情况，有的则出于“防患于未然”，乱箭齐发，绝大多数却只在真正问题的周围兜圈子，而从未正眼看过问题，更逞论解决，它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文件我已经发了，办没办，办得好不好，能否百分百杜绝意外的发生，就是你工作到不到位的问题。一言以蔽之：解决问题是假，互相推卸责任是真。

所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那就拼命和稀泥”成了基层的共享土壤，很多问题在这样的土壤上被喂养得越来越大，真正教育没有了容身之处。这才是这场脆弱的教育突围战失败的真正原因。

至于哪些规定要成为师生每时每刻的紧箍咒，哪些文件注定用来蒙尘，只能自行体会去吧。

▲ 2019年3月，山东博兴县湖滨镇一所小学，两名义工在和农村儿童一起做游戏。© 图虫

〔 03 〕

经过这场“失败”，我无比清醒地意识到，一个有一点觉醒的弱者除了抱着更弱者痛哭，其实没有太多选择。觉醒其实会给弱者带来痛苦。是的，我还是那个弱者，我们的孩子也是。

随着志愿者老师们的离开，随着我的迅速被调离，我可以感觉到我和那些我珍视的关系正在变淡。那条好不容易被撞开的，可以吹进丝丝春风的小缝，消失不见了……

在送走志愿者老师的那天早上，我听到有不成调的陶笛声从身后的山村传来，这是这群可爱的志愿者老师们留给这里的回响。我想肯定有一些美好的东西，种进了孩子们的心田，只是我不知道，这些是随着时光而生长，还是因着光阴而被永久掩埋，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