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瞭望东方周刊》总第840期，原题为《双河大街1号喜与忧》。

文| 王剑英

刘醴君看过太多的伤残、伤病动物。许多本可在空中翱翔的鸟儿、在山野中奔跑的野兽，现在只能静静蹲在笼舍的角落，偶尔望向外面的天空，神情落寞。这时，他总不愿与它们的眼神对视。

一只秃鹫接受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救助后，被成功放归野外（何建勇/摄）

在北京市顺义区双河大街1号，有一处野生动物聚集之所。大至几百斤的野猪、四五米长的蟒蛇，小至刚出壳的雏鸟和乌龟幼崽……这里有鸟类、哺乳类、两栖爬行类动物笼舍100余间，日常存栏动物300多种、1000多只，俨然一座小型动物园。

这里不是动物园，而是野生动物的一方庇护所——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以下简称为救护中心），一家公益性事业单位。

送至这里的野生动物，或有外伤，或有疾病，有些甚至奄奄一息。来到这里后，经过隔离、体检、观察、治疗、饲喂等多道流程，在恢复健康、达到标准之后，会送到野外科学放归。

救护中心因北京申办奥运会引入国际先进理念和做法而诞生，至今已走过16个年头。这里24小时值班，年均救护动物约4000只。50余名员工堪称动物“守护神”，他们中有身怀绝技的麻醉高手，有医术高超的大夫，有细心周到的饲养员……在这个占地16公顷的院子里，人和动物相遇，也和自己的内心对话，上演着一幕幕的喜与忧。

“暗器”高手

一只猕猴被关在笼子里，龇牙瞪眼地盯着笼子外的男子，不时使劲晃动栏杆，显示出未被驯化的野性。

男子神情专注，手持一根长管逗弄猕猴，当猕猴转身时，瞅准时机，将管口凑至嘴边一吹，一支麻醉针管射出，正中猕猴臀部。几分钟后，刚才还颇具攻击性的猕猴便进入瘫软状态，被抬至楼下的野生动物救护车上。

这幕颇似武侠片中暗器高手大展身手的场景，发生在海淀区某户居民家中。主人是一对60来岁的夫妻，猕猴是他们养的一只宠物，因属于非法饲养，被举报后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罚没，交给救护中心接收和救助。

对猕猴实施麻醉的男子叫谢海生，是来自双河大街1号的救护员，也是这里屈指可数的吹管高手之一。他告诉本刊记者：“麻醉针要尽量扎四肢和臀部，不要扎到肚子，否则容易损伤内脏。”

谢海生出生于1976年，来到救护中心已11年，开着救护车奔波于一线是他的日常工作。

2015年，接收一条扬子鳄的经历令他颇为难忘。那头鳄鱼体长1.5米，重约90斤，被非法饲养于大兴区某大型饭店的水族缸里，供食客观赏。扬子鳄性情凶猛、力气大，且皮质坚硬，无法使用麻醉针管，只能用专业套环将嘴套住，再下水捕捉。

谢海生记得，那次他和同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将鳄鱼弄上车。

进入救护中心并存活下来的野生动物，大致有以下出路：恢复正常、适合野外放归的，会及时放归野外；无法放归的，部分会转移到动物园等地进行科普宣教；另有少部分如残疾或失去野外生存能力的，便在饲养区长期饲养。

用救护科科长史洋的话来说，“救护中心兼具救护和收容两大功能”。

那头扬子鳄从小被人工饲养，已失去野外生存能力，至今仍在“两爬馆”里受到精心照料。夏季天热时，还可在模仿自然环境的露天水池里泡澡、晒太阳。谢海生常去看望这位“老朋友”，它能在这里安享晚年，也算不错的，这令他颇觉欣慰。

2020年夏天的一次救护经历，让他遗憾又心疼。

那是在西城区某学校操场上，一只黄鼠狼误入刚铺上橡胶与油漆的新跑道。由于是暑期，又是晚上，第二天才被人发现。谢海生赶至现场时，只见黄鼠狼被粘在跑道上，因挣扎而全身裹满胶与漆，皮肤甚至鼻腔和口腔都被腐蚀严重，叫声凄惨。

“这一夜它是怎么熬过来的啊！”谢海生心疼不已。待送至救护中心时，同事们也震惊了，都默默期待奇迹出现。

但奇迹最终并没有出现，黄鼠狼未能救活。

城市建设发展越来越快，黄鼠狼、刺猬等已成为城市常见野生动物。谢海生说，人类生活对其影响很大，市民在进行各种活动时，要多考虑它们的存在和需求。

救死扶伤

刘醴君（右一）正在救治白肩雕

从海淀被解救回来的猕猴首先被送至隔离笼舍观察与检查。隔离区50米外，是一所天蓝色屋顶的房子，里面有很多小房间：X光室、无影灯手术室、病毒室、化验室……这是双河大街1号“救死扶伤”之处，也是动物医生刘醴君的地盘——动物医院，共有三名临床医生，一名实验室医生。

刘醴君觉得猕猴没大问题，只是有点皮肤病。他最近的工作重心在一只白肩雕上。

见到白肩雕的第一刻，刘醴君心情沉重，雕的两只脚掌全部感染溃烂，令人触目惊心。

挑战随之而来：白肩雕是濒危、稀有鸟类，这是救护中心16年来第一次接收到伤病白肩雕；而且它患的是禽掌炎——对猛禽而言，是足以致命的顽疾、重疾。

“我燃起了斗志！就像见到难题，一定要把它解出来。”刘醴君说。

给白肩雕戴上氧气罩，全身麻醉，消毒，切除腐烂组织，包扎，敷药，裹棉球……第一次手术足足进行了40分钟。后来，有只脚掌病情一度反复，又做了二次手术，目前正处于恢复状态。刘醴君估计，半个月后就能将其转到疗养区，也许再过不久就能放归野外了。

在他看来，自己对白肩雕还远称不上“救命恩人”，但对十年前救治过的一只猕猴，刘醴君觉得可以算得上。

那只猴子是一名市民在小区垃圾桶里捡到的，送到刘醴君面前时，已经昏迷不醒，浑身散发着恶臭，臀部溃烂且爬着蛆虫，身体僵硬得像一块木头，连指关节和嘴唇都无法动弹——这是破伤风感染后中毒的典型症状。

清理、输液、上药等救治手段齐上，三天之后，刘醴君惊喜听到猴子喉咙里发出了“咯、咯”的声音。同事们轮流陪在它身边精心看护，像救治、陪伴孩子一样，看着它紧闭双眼的面庞，抚着它的头，希望它能够好起来。

一个礼拜后，猴子硬邦邦的肌肉变得软和了；两个月后，又能上蹿下跳了。

“每次遇到这种挑战，又成功治好了，成就感极强。”刘醴君说，“就好比艺术家创作出一件自己特别满意的作品，那种快感别人无法体会。”

刘醴君出生于1984年，从北京农学院动物医学专业毕业后，曾在某医药公司做过两年技术员，每天换三身连体无菌服，整天和试管打交道，感觉冷冰冰、没意思。来到双河大街1号以后，一次次把动物从死亡边缘拉回来，再放归野外。他说：“我真正体会到了学医的乐趣，让我觉得工作特别有斗志，有奔头。”

刘醴君本就有一种明朗的阳光气质，说这话时，眼睛更是亮晶晶的。

但不是每次救治都能如愿。他来到这里工作十年，经手的动物有上万只，很多时候也不得不看着它们在痛苦中慢慢闭上眼睛，无奈且压抑。

数据积累

刘醴君和史洋是同事，也是惺惺相惜的朋友。

史洋是双河大街1号的元老，2005年中心筹建之时，他便进驻于此，先后在监测科、宣传科、救护科任职，一路见证了这里的成长与发展。他现在是救护科科长，手下有十几名工作人员。

史洋硕士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利用专业，在各种动物中，他对鸟情有独钟，曾经历过狂热的观鸟阶段，是这个院子里公认的“识鸟达人”。

史洋喜欢鹦鹉，他发现救护中心里有不少关在笼子里的鹦鹉，平日里总是一副慢悠悠的姿态。后来当他跑到云南的林子里观鸟，看到野生鹦鹉时，瞬间颠覆原有印象——它们不仅灵活，且飞行速度极快。

“鸟在笼子里和在野外是完全不同的状态。”他感慨，“大自然才是它们应该待的地方。”

史洋印象最深刻的两次接收救治案例都和鸟有关。2007年，他跟着救护车去怀柔区接收一批被罚没的百灵鸟幼鸟，足有3000余只，被装在扁扁的、分成一格一格的木头笼子里，将一辆金杯面包车塞得满满当当，小鸟凄惨的叫声令他至今不忘。两年后，他又经手了一批执法部门罚没的山雀幼鸟，600来只。两批幼鸟的死亡率都不低。

“那几年，北京的非法鸟贩子猖獗。”史洋说，“这些年打击力度大了，市民的保护意识也提高了，这种数量巨大的案例少了很多。”

2016年，救护中心和英国鸟类基金会合作了北京大杜鹃项目，为5只大杜鹃戴上追踪仪。卫星定位显示，大杜鹃从北京出发，可以飞越1.2万公里，跨越印度洋，最后抵达非洲大陆东部过冬。

史洋对项目成果颇为骄傲——此前没人知道这种常见的鸟儿每年飞走之后，到底去了哪里。他说，中心可利用在野生动物资源方面的优势，积极和各类机构合作，积累各种基础数据。

身为双河大街1号里的骨干，他一直在思考野生动物救护的整体发展。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这个行业面临着大量空白与未知，缺少基础数据，需要从业者一步步探索。

刘醴君对此深有体会。他虽是动物医学科班出身，但学校教的主要是针对家禽家畜，极少涉及野生动物救治。刘醴君经手的动物种类已近300种，比如白肩雕的病例十年难遇，“给它注射药物的适宜剂量是多少？哪有现成的书本知识呢？谁又能告诉你呢？只能靠自己灵活掌握，慢慢探索”。

当然，挑战即机遇，这意味着他们正站在行业的前沿，正在为后来者开拓全新领地。

2020年，救护中心开始建设动物救护管理系统，将各种救护信息数据化，共计20多个指标，如第一救护地点、伤病情况、用药情况等，目前已积累了3000余条数据。史洋期待，几年之后有足够的数据底本进行分析，比如某个种群在哪个季节、哪个地区容易受到何种伤病，继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如同医院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

“这比被动地去救护动物个体要好得多。”史洋说。

城市姿态

刘醴君曾为一条缅甸蟒做过手术，它被发现于通州区的一条大街上。X光片显示它的某节脊椎错位了，导致身体的后半截呈瘫痪状态。几番救治之后，蟒活了下来，但脊椎再也无法复原，成了一条“残障”蟒。

刘醴君判断：“它是被人为打伤的。”

那只垃圾桶里奄奄一息的猕猴，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刘醴君说它见到人就有一股恨意，龇牙咧嘴、眼神凶狠，“大概率是受过主人的虐待又遭扔弃”，后来大家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感恩的心”。

还有那只白肩雕。只有被人类饲养过的猛禽才会得禽掌炎，因为关在笼子里被迫长时间站立于栖架，得不到足够的运动，产生各种应激、焦虑。

刘醴君看过太多的伤残、伤病动物。许多本应在空中翱翔的鸟儿、在山野中奔跑的野兽，现在只能静静蹲在笼舍的角落，偶尔望向外面的天空，神情落寞。这时，他总不愿与它们的眼神对视，内心却不自觉发出声音：“人类亏欠动物太多、太多。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尽量在还债与补偿而已。”

史洋说，这份工作带给他两种明显的认知变化。一是那些庄园范儿的绿地——修剪整齐的草坪、造型美丽的树木，既无杂草也无动物——他已经越看越“不顺眼”了。他觉得荒野范儿更有生命力，“正确的生态审美应该是，要学会从动物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而不仅是人类角度”。

另一个变化是，他发现知道得越多，未知的就更多。这让他不自觉生出对大自然深深的敬畏，深感个体和人类的渺小。

2021年初，一只秋沙鸭的故事在北京广为传播：市民反映某公园冰面上困有一只中华秋沙鸭，这是濒危鸟类，有“鸟中大熊猫”之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这是一只与中华秋沙鸭长相相似的普通秋沙鸭。由于冰面危险，还请来了消防员，搭放消防梯爬过冰面才救下这只鸭子。

网民热议，到底要不要花这么大力气去救一只普通的鸭子？双河大街1号的回应是：不管濒危不濒危，都要救！这是救护中心的职责所在。生命平等，每一种都值得去爱护。

“十三五”期间，双河大街1号累计救护各类野生动物237种、19451只（头）；接收执法罚没野生动物98种、16830只（头）；共放归131种、14482只（头）。成绩不错！

史洋和刘醴君坦承，整体而言，保护栖息地、保护自然环境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效果更强大，“那是可以保护物种的”。

双河大街1号价值独特。第一，对野生动物个体来说，它们很需要；第二，这是一座城市的姿态与表率，对市民生态理念提升有巨大引领作用。

“主流力量肯定是靠保护自然环境。将军排兵布阵，作为小兵，我们自会尽己所能、奋勇向前冲。”刘醴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