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弹劾陕西巡抚毕沅不久的监察御使钱沣，紧接着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又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和布政使于易简。其罪证是“贪纵营私”、“纵情攫贿”、“吏治败坏”、“属员升迁调补，多索贿赂”与“勒派州县属员贿赂，以致历城等处仓库多有亏空”等。国泰，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出身贵族，其父文绶曾任四川总督。他原本是一位少年得志的贵胄纨绔子弟，终日与一伙人鬼混，“嗜酒”、“好声伎”，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且他性情怪僻，喜怒无常。可是此人有些小聪明，又出身高贵，因此在仕途上还很顺利。他曾先后做过刑部主事、郎中、山东按察使、布政司，并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升任为山东巡抚。再加上乾隆皇帝对他某些方面有所偏爱与赏识（例如，曾夸奖他与两广总督李侍尧两人进贡的物品，又多又好，很称自己的心意）。因此，他更加得意扬扬，踌躇满志，促使他愈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性格愈发急躁、任性、贪婪和骄横跋扈，动不动就大发脾气，以致其妻妾、仆人都很难与其相处。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宦门出身，其祖父于翰翔曾任陕西学政，父亲于树范曾任浙江宣平知县，哥哥于敏中是当朝的大学士。

他自己原为济南知府，后来由于国泰的提携、保荐，升任为山东布政使。此人性情懦弱，胆小怕事，因此善于见风使舵，溜须拍马。对于恩人和上司国泰更是感恩戴德，卑躬屈膝，言听计从，甚至在国泰盛怒时，他竟不惜双膝下跪求饶。再加上他们二人兴趣相投（例如，两人都喜欢昆曲，甚至有时还粉墨登场同台演出。在昆曲《长生殿》中，国泰饰演贵妃杨玉环，于易简饰演唐明皇李隆基），从而两人进一步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勒索属员、贪纵营私、胡作非为。没有几年就闹得全省不少州县银库、仓廪亏空，吏治废弛，民怨载道。于是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二月，刚刚弹劾完陕西巡抚毕沅的江南道监察御使钱沣，就马不停蹄地上奏疏弹劾贪婪成性、骄横跋扈的山东巡抚国泰，及其同伙山东布政使于易简等人。于是乾隆帝在该年四月初四日，派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与工部侍郎诺穆亲，偕监察御使钱沣等人，前往山东査办此案。与此同时，乾隆帝还谕令曾经在山东查办过盐务的前长芦盐政伊龄阿如实汇报在该省的所见所闻。并责令已升任为河南布政司的前山东按察使叶佩荪和前济南知府吕尔昌等人，据实揭发国泰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种种罪行，不得稍有回护、欺隐。国泰本为和珅党羽，和珅总想包庇、袒护国泰过关。早在事发之前，和珅就用欺骗的手法使大学士阿桂、富隆安等人与自己联名，请皇上将国泰调回京师任职了事。可是乾隆帝觉得这样做不妥，便“谕令于易简来京面询，以国泰居官如何？有无贪赃不法疑迹？令其据实直陈”。而于易简则心甘情愿、死心塌地做国泰死党，不肯透露一点实情，并为其掩饰、开脱。他只说国泰性情不好，脾气暴躁，对于下属要求过严，动不动就训斥、辱骂别人，于是难免别人对他说三道四，怀有怨言，“其实并无别疑迹”。乾隆帝听了于易简的话半信半疑，于是看了钱沣的奏疏后才派和珅、刘墉等人赴山东查办此案。

　一般史书（如《清史列传》）记载：钱沣请求先行启程，他微服至京郊良乡住下，看见有一公差模样的人，骑着一匹快马也路过此地。他便问此人欲往何地，得知此人乃和珅差往山东送信的家仆。没有几天，在路上他又遇到了返京的这个家仆，于是钱沣就以御使的身份对其进行审问，并搜了他的身。结果搜到了国泰写给和珅的私人信件。内容是说：“借款填补亏空的库银，已经准备齐备，请您放心。”另外，信中还夹杂着不少“隐语”，一时还搞不清。于是钱沣马上把这件事上报了乾隆帝。待和珅、刘墉等一行都来到山东济南后，钱沣先不动声色，也不顾和珅的利诱、威胁，并冲破和珅的种种阻挠、牵制，坚持到各地银库一一核实。在刘墉的配合、支持下，很快査清结案。事情的经过大致如下：一日，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来到历城县，和珅看到该县银库的帑银已经补齐，便命令“抽视库银数十封无缺，即起还行馆”。但是当时钱沣发现这些“库银”的成色不对，认为它们多是“市银”，而不是“库银”。于是他请求暂时封库待査，第二天，发出布告说，这些“库银”如果是从商家挪借，则诸商家赶快来库认领，倘若迟来的话，“则封库入官矣”。于是商贾们纷纷到库认领，很快库藏为之一空。最后査出历城县银库亏空4万两；粮仓缺少仓粮3000石。接着又复查了章丘、东平和益都等州县银库，也是库库亏空，最后统计山东全省各州县银库，总共亏空200多万两白银。在事实面前国泰不得不承认他婪索下层属员的罪行。于是乾隆帝一怒之下把国泰、于易简处以死刑，并籍没全部家产。可是，如果仔细对照档案等其他史料认真考证、研究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记述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据清史档案记载，和珅、刘墉与钱沣等人，奉乾隆帝谕旨是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初四日一同从京师出发前往山东的，并于同年四月初八日到达济南。这就是说，在短短的四天时间内，钱沣没有可能事前就单独一人先行，在途中与和珅派去的送信人相遇，并守候其从济南返回途中，进行审问。再说，钱沣作为一名监察御史（从五品，属“小京官”之列—笔者注），也没有资格无缘无故随便审问别人，甚至搜别人的身呀！其次，从时间上看，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无论是骑马、乘船、坐车、坐轿，都是不能在短短的四天之内往返于京师与济南之间的。再则，既然乾隆帝事前就已接到钱沣的奏报，知道和珅派人通风报信，还怎么可能轻易地再派和珅参与此案的查办呢！？由此可见，世传和珅曾派家仆给国泰通风报信，让他事先有所准备的说法是靠不住的。不过国泰事先确实是知道京城有人要来山东查办案件的，因此也相应做了些准备。而这个通风报信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国泰的弟弟国霖的家仆套儿。因为当时国霖正在皇宫中做头等侍卫，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便在钦差大臣们离京之前，偷偷派家仆套儿假借到济南探望其母的名义（当时国泰的母亲正在济南逗留），给其兄国泰送信的。

还有一件事应该澄清，这就是关于和珅与刘墉为首的钦差们清査历城县银库的一些细节，在许多书籍的记载中也是不正确的。一般的说法是：他们先后盘査该银库至少两次，第一次只“抽查至数十封”便停止了；第二次才进行了“彻底清查”。其实，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月十一日，和珅、刘墉给乾隆帝的奏折中就有明确记载：“臣等即同诺穆清（有时也写作‘亲’—笔者注）、钱沣并随带员司前往历城县彻底清査，按款比对，逐封弹对，查得该县应储诸项银数虽属相符，但内中颜色掺杂不一，又将仓谷逐加盘验，计缺少3000余石。据该县郭德平称：‘自仓廒坍塌，谷石霉烂，恐新任知府到任盘查，是以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及传刘玉昆到案，坚不承认。臣等复诘郭德平，看其语涉支吾，甚多疑窦，恐有预闻盘查信息，挪移掩盖情弊，遂严查藩司于易简。据称：‘本月六日，巡抚国泰闻有钦差前来公干之信，就对我说：历城现有亏空，若来盘查恐怕破露。我有交州县变卖物件的银子在济南府里，叫他挪动，暂且顶补便了。郭德平就向冯埏署中要了银两四万两归入了库内。’臣等又询问于易简，此项交州县变卖银系何款？据称：‘国泰借办买物件，巧于婪索，交州县办了物件，随意发些价值，又将所办物件另定高价勒交各州县变卖，各州县按件交银，俱是冯埏经手，是以存府等语。’是以历城库项亏缺掩盖情弊显然，……遵旨询问臬司梁肯堂，据称：国泰勒索属员实有其事，俱系济南府冯埏经手等语。臣等即传到原任济南府调任漳州府冯埏，严加究诘。

随据冯埏将以上情节供认确凿，矢口不移。又讯，据历城县知县郭德平所供：‘县库亏缺，又将国泰交存首府银两挪移顶补臣处。与于易简、梁肯堂、冯埏、郭德平各供相符’。诘讯国泰，始犹狡唇，不肯如实承认；后令于易简、冯埏、郭德平当面指证，国泰方肯供认前情。”由此可以确定，盘查历城县库实际上只有一次，并非两次。而且国泰用以抵补库银的银两，也不是从商人处挪借的，而是他存放在济南府的勒索地方州县的银两。进而可以推测，世传历城县银库借各商家银子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很可能就是根据郭德平所供：“赊取本城钱铺刘玉昆银四千两抵补空项”的伪证演绎而成的传闻。

通过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出和珅在这次去山东济南査办国泰、于易简贪污案的过程中，并没有明显暴露出他与国泰之间的关系，他与左都御史刘墉之间的关系也基本是和谐的。因此，可以说这次办案取得了圆满成功，乾隆帝对此也比较满意。他认为和珅在山东的所作所为，都很符合自己的心意，是按照他的旨意办事的，既妥当地处理了国泰和于易简，也维持了社会秩序与封建统治的正常运转。于是，擢升刚刚33岁的和珅为太子太保，并充任经筵讲官。常言说得好：“位不期骄，禄不欺侈。”和珅年轻得志，得此宠遇，高官厚禄，得意扬扬，踌躇满志，未免便渐渐滋生了“骄”、“娇”二气，变得骄横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