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鼻子 白大褂

一期培训中，志愿者们走进医院实践。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摄

宋龙超在“小丑医生”服务中和小孩互动。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景烁/摄

志愿者们在意大利老师的带领下和病人互动。受访者供图

10多岁的男孩得了甲沟炎，被家长按下狠打了几顿，可最终也没能迈上手术台。

一个孩子患了急性阑尾炎，阑尾已化脓，随时可能穿孔，如果感染全腹膜炎，会丧命。他拒绝输液，也不让抽血，躺在地上打滚。看见医务人员就高声大哭，还吵醒了临近病房的小朋友。

90后护士宋龙超自有他的方法。戴上熟悉的红鼻头，用手机放了首儿歌，他踏着滑稽的步子走向小家伙，拿起他的玩具开始对话。满脸泪痕的小家伙停下了，被迫暂停的手术终于推进。出院时，他找到宋龙超拉钩，“以后你一定要来看我啊。”

宋龙超当过熊大，扮过小猪佩奇，也演过吸血鬼，变身为外太空怪物。

宋龙超不是小丑，是“小丑医生”。这是医学领域里替代疗法的一个分支，是专门用幽默的表演为病人减轻痛苦和焦虑的治疗服务。

5年来，小丑医生公益慈善促进会服务了数不清的病人。

病床上的小孩是他们主要的服务对象。那是个不到10岁的小男孩，戴着眼镜闷头坐在床上，患上尿道疾病，整个人看上去“蔫蔫儿的”。

猫着腰，宋龙超溜进去了，他左看右看，转过头像是打算退出房间。就要离开的瞬间，他扭身回过头来，和偷瞄他的小男孩对视了一眼，小男孩没忍住噗嗤一声笑了，他的家人也乐了。

并非简单的逗乐扮丑，按宋龙超的理解，这是个正儿八经的职业。对不同的病人，他们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每种方式都有讲究。

“小丑医生”走近过一个肺癌晚期的老人。自从入院，他习惯了把头撇向一边，拒绝和医生甚至儿女说话，冷冰冰地对抗着一切治疗。

滴水不进的老人唯独有一个下棋的爱好。除了戴上红鼻头，“小丑医生”还装扮了顶礼帽，换上老派服装。他没轻举妄动，进了房间，反而先找其他患者下棋，再暗自打量。

拧着劲的老人绷不住了，踱着步子蹭到旁边，还为棋局上的人支了几招。这时候，他才跟医护人员说了实话——自己担心治病要花高价，想让家人喘口气。话聊开了，桥搭上了，问题解决了。

成为“小丑医生”5年，四川省小丑医生慈善促进会项目负责人宋龙超，记不清有多少个冰冷的房间因此热闹起来。他熟悉这样的场面：家属从一脸戒备，变成了笑意盈盈，直起僵直的身体围上来一起做游戏；同在住院没被服务的小朋友，大老远跑来找“小丑医生”，拿到了气球才哈哈大笑。

不就是陪玩吗？

宋龙超曾有过好多个职业梦想，唯独没有护士这一项。

酷爱电影的他原本轨迹是做一名编导。高中毕业，他拿到了四川师范大学编导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可随之而来，他接到了另一个通知单——妈妈患上了白血病。为了提供更好的照顾，他转而学医，毕业那年，他的母亲去世了。

命运对他接二连三地开玩笑。4年前，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工作的他又被查出患上癌症。躺在手术台上，他说“头一次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和恐惧”。

那是术后第3天，尽管自己已参加过“小丑医生”的活动，当几个同事穿着小丑服戴着红鼻头，迈进他的病房开始表演时，身上插着引流管的宋龙超还是没忍住乐了，病房里其他人也笑了。之后，他成了“小丑医生”团队里的核心成员。

一开始，宋龙超压根儿没觉得这事能有多难。“不就是陪玩吗？”

可想象中的温情互动并没有如期到来，对着脸谱，孩子们直接放声大哭。碰了一鼻子灰后，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想简单了。

“小丑医生”不是医护人员的奇思妙想。几年前，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张健、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博士刘月明和雅安市人民医院的杨有京，来到意大利锡耶纳大学医院参加专科医生的进修项目。

一个画面留在了他们心底：一群戴着红鼻头的小丑穿梭在五彩斑斓的墙绘和贴纸包围的儿童诊室，面对要接受雾化吸入治疗的小家伙拿出泡泡机吹泡泡，他们告诉小家伙，把雾化的白烟吸到身体里就会变成泡泡杀灭细菌，小家伙想也没想就开始治疗。

从医近20年的刘月明敏锐地察觉到，如今，中外的医疗设施、设备和技术没太多差距，可唯独在病患关怀上，中国“落下了一大截”。3个人回国后，联手组建了四川省首个“小丑医生”志愿团队。

他们不断“试错”：“小丑医生”跟舞台上的小丑太不一样，刻意夸张反而还会拉远自己和患者间的距离。

这些志愿者干脆丢掉了花花绿绿的服装，去掉遮挡了大半张脸的面具，就穿白大褂，拿手边的废弃针管、塑料袋和患者做游戏。效果好的话，再加一副魔术牌和一把尤克里里。

中国人相对内敛和克制，不愿对陌生人敞开心扉，他们想着法子扮演熊大、熊二、喜羊羊、奥特曼等。

要当好“小丑医生”，护理学、心理学、物理治疗、医学史等医学方面的知识都得涉猎。不懂医学的人，很有可能忽略了特殊病种隔离的需求，因为距离过近的互动，造成感染。

空有医学知识不会表演，在现场也会“抓狂”。没有表演基础的宋龙超，扒下网上的小丑视频，一遍遍拆解、模仿。

他们用剪刀划过硬纸板，定格出星星的形状，卷成筒，拉上窗帘，再关上灯，打着手电，让光线穿过纸筒的夹缝映在天花板，上上下下晃动，就像一场流星雨。满足了一个7岁白血病儿童的愿望。

当然，这项看似幽默轻松的工作有时也会碰钉子。有孩子早熟又敏感，不被小游戏打动；有孩子眼睛移不开手机，再活跃气氛也无济于事；还有的孩子会应付差事般地点点头不往心里去；最难搞的孩子是上一秒还热火朝天地互动，下一秒立刻将头撇过去自顾自玩耍，突变的脾性不可琢磨。

有时候，一头雾水的家长还会干脆摆摆手，甩出一句逐客令，“你干吗呢？”

成了“小丑医生”后，内向的宋龙超被活活逼成了外向。他有一套自己应对尴尬的方法：欲擒故纵，从身边人下手，临场观察找话题拉近关系。

“有同事说，我做活动的时候，就和傻子一样。”宋龙超笑道，他几乎忘了，第一次站在病房外，自己根本迈不开腿。

医生当小丑，“不务正业”？

有人质疑，“小丑医生”只是哗众取宠的噱头，浅尝辄止的逗乐到底能有多大效用？不少医生也觉得，作为医生，应该适当保持权威，干这个，是不是有些“太不务正业”？

宋龙超承认，“小丑医生”只是一种疗法，作用并非治愈，更多是为了“破冰”——打开患者心扉，和家属一起为病人搭建对生的渴望。“其实不是治病，是治人。”

在刘月明的烧伤科，一位失足掉入铝水池的工人，全身70%的皮肤被烧烂。前前后后4次植皮手术，好不容易让他的皮愈合，可他还是成宿成宿睡不着觉，一闭眼就是自己被压住的画面。神经内科的医生证实，他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光服抗抑郁的药不管用，刘月明和团队开始想辙。他们知道病人有唱歌的爱好，几个人戴上了红鼻头，唱病人平时爱唱的歌，操着乐器踏入病房，帮他挺过最艰难的时期。

他们也会直面死亡。一个晚期肿瘤的老人临终之际，看到“小丑医生”前来互动，灰蒙蒙的眼里闪现了光亮，从床上撑起了身体。老人去世后，儿子带着全家人来致谢，病人的姐姐还说，“我病了也来你们科室！”

“越是临终，病人传递的能量其实越大。”杨有京说。她记得那部讲述“小丑医生”电影《心灵点滴》的片段，“为什么想当医生？”“因为医生与病人联结，在病人最脆弱时与其互动，不仅提供治疗，也提供建议和希望。如果我们要挑战疾病，应该挑战其中最严重的冷漠。”

接触过各式各样重症患者的刘月明，从“小丑医生”的治疗服务里看出了新门道：凭着和患者的深入沟通，可以改善被诟病已久的医患关系。

根据国家卫生部数据，2010年全国共发生医闹事件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网易新闻数读总结，从2006年到2016年，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数量也多了一倍。

每一次走近病人，“小丑医生”最少需要半小时的准备时间，和主管医生了解病情，和家人聊病人的喜好。

拿儿科来说，病房里至少有上百人，加上门诊，每天的流动量保底奔千。患者入院后，治疗需要多科室配合，没人能保证“小丑医生”的治疗服务能贯穿患者入院的整个期间。他们想了法子，纳入更多的志愿者覆盖治疗所有的环节。

不少家长还爱用医院来吓唬孩子。在小朋友的潜意识里，穿着白大褂戴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医护人员，基本等同于痛苦和危险。见了面，逃离是他们的第一反应。

刘月明带志愿者设计了“颠覆”的场景：他告诉小朋友，进医院就是来到了一个“游乐园”，全程跟医生一起完成游戏才有奖励；他们戴着面罩陪孩子捉迷藏，随后场景不断切换，从病房过度到手术室；一个志愿者学会了魔幻泡泡秀，把儿科病房变成了气泡海洋。

他听见一个小家伙当场向家长喊话，“我以后还要来医院！”

这些志愿者也在不断靠近和思索医学的本质。当医生近20年了，杨有京坦承，自己曾经特别迷茫，“每天治病、治病、治病，找不到出路。”新闻上那些尖锐的医患矛盾，让她怕被打，也怕死，干脆从肾内科跳到了老年科。

“以病人为本这话听太多了，但这是抽象的，没有人明确知道该怎样做。”她说，以前遇到问题，更多归因于病人和家属，但后来想到的总是自己。

他们做了“小丑医生”长期化的实验：从病人入院就开始介入，渗入入院、麻醉、手术、康复、复查等多环节。按照一般的三四天的住院周期，这些人要对病人从头到脚摸个底。

小丑医生课堂比干瘪的理论受用

程宗燕是四川省人民医院手术室的护士长，她申请了一项国家课题——《医疗小丑对围麻醉期儿童患者哭泣、焦虑及疼痛的影响研究》。她得出一个结论，“小丑医生”作为一种辅助疗法，确确实实减轻了患者的疼痛，帮助他们配合手术，并且，麻醉剂用量也减少了。

副教授刘月明没少在讲台上传输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可在课堂里翻来覆去强调的理论“实在太干瘪”，学生不怎么爱听。

他干脆在成都医学院开了门选修课，就叫“小丑医生课堂”。他把学生分成小组带入病房，课程的一半时间都被他拿来实践。这堂课的期末考不用写论文、也没任何试卷，他只考察几个问题：是否体察到病人需求？学会了多少魔术？互动时病人笑没笑？

这门限额80人的课堂一度被学生“疯抢”。有人告诉他，每回一开放选课，几秒钟就会爆满，刷都刷不上。

这份调节医患关系的“润滑剂”，也成了医学生成为准医生间的“桥梁”。有学生看到，一位被车碾破了脚后跟的小朋友难忍换药的疼痛，他就找到对方做起游戏，带会弹吉他的同学为他弹奏，实践结束，还留下了患者的联系方式，每一次换药，他都会前往陪伴。

一些低年级的学生还自发找到了刘月明，他们打算提前进病房，“看看真实的患者什么样”。

近两年，“小丑医生”已不再是陌生的词。目前，中国10余个省份有了“小丑医生”。但相比国外，“小丑医生”在我国仍属摸索阶段。而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美国以及欧洲许多国家，“小丑医生”已经被广泛应用。

以色列有专职的“小丑医生”，早在2006年，海法大学就开设了全球首个医疗小丑专业，以色列也成为全球“医疗小丑”的输出大国；在意大利，救护车司机、工程师都能成为志愿者，每年，他们有专属于“小丑医生”的活动日。

治疗模式、培训内容，以及志愿者的招募都需要不断探索，宋龙超他们“摸着石头过河”。

刘月明注意到，在中国，人们的志愿服务意识没有国外盛行，志愿服务很容易向现实让步。病人的冷漠，社会的打量，以及花费时间较多，让很多志愿者在一两次活动后，逐渐淡出了。

医护人员的精力毕竟有限，刘月明也担忧，“没有广泛的志愿者参与，只靠着医护人员，大家还能坚持多久？”

迫切的问题是，“小丑医生”有一定的专业门槛，更多的社会力量融入势必经过培训。可中国目前还没形成自己的课程体系。每次邀请国外专家前来授课，需要磨合时间，也需要负担差旅等经费，每年仅一到两次的培训也很难让其快速扩散。

幸运的是，没做过宣传，没公开征集过报名，总有志愿者找上门来参与活动，儿科病房的大夫、护士、社区义工，甚至平日里街头玩乐器的老人，“都想一起来搞点儿事情”。

今年6月末，一场培训结束了。一位医生回去后，有空儿就用几个气球，拧成花朵或小狗的样子送给身边的孩子。

宋龙超的英文名字是lucky，他一直想的，就是带给病人更多幸运。每逢“小丑医生”的活动日，走近一个病床，举起手里的玩偶，他会立马活泼得像另一个人。

在他眼里，“小丑医生”就像一团火，能融化冰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