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这是什么？快来！快来人啊！”

一个农民工吓得脸色煞白，豆粒般大小的汗珠不断滴落下来，浑身颤抖，眼睛里充满着恐惧，手上的工具已被丢掉。

见到这一幕，附近工友知道大事不好，连忙走了过去。

“怎么回事，大白天呼咋呼咋的？什么东西能把你吓倒？”

老农见众人围了过来，胆子渐渐大了起来，脸色也恢复了不少。

他指着不远处的大坑，说：“挖到骨头了，一堆人骨头，太恐怖了！”

听他这么一说，很多人开始紧张起来，这地方怎么会有一堆人骨呢？

这一年是1976年，陕西陕县城镇搬运社准备在东江口镇的一处荒地建造办公楼。为赶工期，包工头请来了附近的村民帮忙打地基。

正当大伙儿热火朝天地工作时，一个工友的惨叫声扰乱了所有工人的心。

那些胆大的工友，凑近一看，只见大坑中裸露着人头盖骨，隐隐约约还可看到几具尸骸的影子。纵然是再胆大的人，见到这个场景也被吓了一跳。

按理说这里没有坟头，也没听说有古墓，为何会挖到骨头呢？难道是凶杀案？

包工头立马报警，警方到来后封锁现场，并要求对这块地方继续挖掘。很快，四具骸骨呈现在众人面前，这意味四条鲜活的生命葬送在这里。

警方认定这是凶杀案，且案情非同小可，民警当即将此事上报，并去往附近村庄排查，看看谁家有失踪人口。

然而，多日来一直没有结果，案件无从查起，只能就此耽搁下来。

为表对逝者的尊重，警察同志嘱托村民谢满银、生产队长丁祥录将人骨另埋一地。经过选址，四具骸骨被埋在村外种有核桃树的坡地上。为今后破案方便，警方还特意进行了标记。

尽管这个案件在当时轰动一时，大家各有不同的猜测，但因是“无头案件”，很快就被当地的百姓遗忘。

但8年后的1984年，镇上来了几个人，找到当地的公安民警，要求对当年的四具骸骨进行重新勘察。

这些人身份可不简单，他们是中央派遣的调查组，负责对解放时期中原和谈代表队失踪案进行调查。

为何这四具无名骸骨会惊动中央调查组？他们生前到底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了解这一切，还需从解放战争初期说起！

一、中原部队和谈代表队

抗日胜利后，我党本着和平、民主、团结的冀图，接受蒋介石的“重庆谈判”邀请，经历了四十三天惊心动魄的谈判，国共两党签订《会谈纪要》。

然而，没多久老蒋就将自己的狼子野心暴露出来，破坏一系列停战协议，调动13个军团三十多万军队，妄图在两天内围歼中原军区六万解放军。

然而，蒋介石的阴谋早就被我党洞察，中原军区按照中央预先给出的计划，于6月26日晚发起了“中原突围”。

中原突围战

中央的计划是中原部队主力军兵分2路，西路军由王树声率领向西进发，北路军由李先念率领向西北进攻。

此次突围秘密、神速、灵巧，以至于国民党反动军队被耍得团团转。

很快，北路突围军先后跳出敌人的三个包围圈，来到豫西平原。谁曾想，野蛮发动战争的国民党军污蔑解放军破坏协议对国军进攻。

为此，李先念发表了声明，其中列举了国军破坏和平的多个事实，并重申中原军区的和平意图，要求国军停止进攻。

被揭穿真面目的反动国军，对我军的和平意愿置若罔闻，继续对中原部队进行围剿。直到北路军横渡丹江、国军的围攻计划破产后，国民党军这才给李先念写信，希望我军派人前去和谈。

李先念

对于敌人的“和平欺骗”把戏，我军并没有上当，并决定一边突围、一边伺机和谈。

此时，北路突围军又兵分两路向西进发，其中李先念的左路军前往宁陕一带，王震的右路军前往镇安一带。

见我军没有被假和谈的烟雾弹所迷惑，国民党军又先后投放2封信，继续表达对和谈的尝试和努力。

面对国军的“两面手法”，王震十分鄙视。而镇安距离胡宗南的主力军非常接近，胡宗南对此十分担心，多次派人和我军联系，希望能停战和谈。

为了揭穿敌人真内战、假和谈的阴谋，王震思考再三后，将此事上报李先念和中央。很快，中央的批示下达：派出代表和谈，以表我军的和谈意愿。

王震将军

得到指示后，王震派出了张文津（干部旅旅长）、吴祖贻（干部旅政治部主任，化名吴毅）、毛楚雄（军区警卫员，毛主席侄子，化名李信生），组成和谈代表队！

二、毛主席侄子主动请缨

王震派出张文津、吴祖贻很好理解，他们本身就是谈判方面的专家。

张文津遇事冷静，打仗谈判均不畏敌。吴祖贻本人也经历了诸多艰难险阻，在大浪淘沙中锻炼出一身好本事。

只是派出毛楚雄就让人不太理解了，毕竟他的资历很浅，在军队的时间不长，也没有谈判上的经验。

那为何还要派他去呢？其实这主要是因为毛楚雄主动请缨。

毛楚雄早在婴儿时期就经历了革命的洗礼。他是毛泽覃、周文楠夫妇的儿子，“马日事变”没多久，周文楠就生下儿子毛楚雄。

然而，处在白色恐怖中的周文楠，很快就因叛徒告密被反动派逮捕，此时毛楚雄不满半岁，一同被关进了监狱中。

敌人为了套取周文楠的话，对她和幼小的儿子进行非人折磨，再加上监狱环境恶劣，母子俩通通患病，如果再折腾下去，毛楚雄恐怕会没命。

为此，党组织展开了营救工作，并利用舆论谴责反动当局，而当局因没有周文楠的确凿“犯罪”证据，只能将毛楚雄释放。

1930年，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并成功将周文楠从狱中救出。

出狱后的周文楠，决心继续投入革命。但考虑到革命环境险恶，只好将毛楚雄交给外婆周陈轩照顾。

毛楚雄从出生就没见过父亲毛泽覃，但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壮烈牺牲，得知消息的他痛哭流泪，并表示一定要为父报仇。

毛泽覃

那一年冬天，周文楠辗转来到了长沙老家，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儿子。可小楚雄见到母亲却无动于衷，直到外婆提醒，他才知道这是自己的母亲，随即在母亲怀里大哭起来。

两年后，日军对长沙进行了连番轰炸，考虑烈士后代的安危，党组织派人将毛楚雄和他的外婆送到父亲的老家韶山冲。

主席得知侄子安全后很是开心，并寄去了二十元大洋，还表示要将他接到延安读书。不过外婆舍不得他离开，因而最后没有成行。

抗日胜利后，毛楚雄听闻王震的南下支队将路过湘潭，随即告别相伴十多年的外婆，走上了参军之路。

毛楚雄见到王震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表示希望能够去战场。

尽管王震并没有见过他，可看到他的长相酷似毛主席，尤其是他的下巴上也长了一颗痣，当即就判断他的身份是真的。

王震将军

王震还和士兵们说：“你们不是天天想见到毛主席，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吗？楚雄和主席长得很像，下次见到主席可别认错了。”

随后，王震将消息上报给毛主席，主席听了后很高兴，并委托他一定要将侄子带到陕北。

就这样，在王震的安排下，毛楚雄成为了教导团4连的战士。

到了中原军区后，毛楚雄又被派到宣传队负责宣传，之后还在司令部负责电台。

但毛楚雄渴望上前线，得知军区要派干部去西安和国民党军谈判，毛楚雄又一次主动请缨。

王震最终答应了毛楚雄的这个要求，在他看来，两军交战不杀使者，胡宗南再坏，也不会对我军的谈判代表下杀手。

他还嘱咐张文津、吴祖贻：一到西安，就把楚雄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再让同志将他送到延安，千万别忘了！

三、和谈代表神秘失踪

在临走当天，王震亲自目送他们离开。直到多年后，王将军依旧记得那个场面：

因是国民党方面邀请和谈，他们三人并没有穿便衣，而是光明正大地穿着灰布军装，牵着两匹战马。

看着他们离开，王震嘱咐道：“小心点，无论何时都要注意安全！”

小楚雄转过头来，对着王震挥了挥手上的旗帜，大喊道：“放心，王司令！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三位和谈代表竟然一去不归。后来，因为长时间没有三人的消息，王震曾派人多方寻找，但却是无果而终。

王震猜测，可能是谈判不利，国民党将他们三人扣押，随即将此事上报给中央，希望他们能够出面营救。

很快，周恩来、叶剑英先后谴责国民党的行为，并要求立即释放我军和谈代表。我党媒体也公开了这一事件，谴责国军反动派的无耻和野蛮。

然而，面对我党的谴责和抗议，胡宗南方却百般否认，表示根本没见过和谈代表。

这之后，随着国共矛盾加剧，战局日益紧张，和谈代表失踪事件就此搁置。

很快，周文楠得知儿子下落未明的消息，伤心欲绝，可她却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更不能和母亲说起此事。

1950年，周文楠被派到东北工作，考虑母亲一个人在韶山生活比较辛苦，想将其接到自己身边。

不久后，她来到北京，见到主席，两人谈到了楚雄和周陈轩老人。

主席说：“你和你母亲说，楚雄被国家派送到国外学习了，无法通信。”

周文楠和儿子毛楚雄

直到1968年周陈轩离世，仍不知楚雄壮烈牺牲的消息。

四、联合调查组调查

老人已经去世，可是活着的家属却一直想要知道亲人的消息。而王震、李先念等人也想弄清楚当年和谈部队下落不明的真相。

就这样，1984年初，中央成立联合调查组，来调查当年和谈队的下落。

因时间过去太久，中央交给调查组的唯一线索就是1946年8月23日《新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李先念谴责胡宗南部扣押和谈代表所写的，上面写着：“代表团经过镇安县时，遭胡宗南部扣押……”

为此，调查组连忙赶到陕西镇安县，对当地历史档案进行分析，并对镇安县可能的无名烈士遗骨重点调查。

在此次的大规模普查中，专案组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朱家沟石灰窑中有三具无名男尸。

调查组得知后很是兴奋，认为这极有可能是毛楚雄等3名烈士的骸骨。随即展开了深入调查，但结果显示，这3具烈士遗骸并非张文津等三人。

王震将军

如此一来，案件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关键时刻，有人想到了王震将军。他作为当年和谈代表的主要领导，自然知道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从王震那里，调查组人员收获良多。临走前，王老特别嘱咐：
“你们一定要找到小毛等人的遗骨，弄清他们的牺牲真相！不然百年后，我无法向毛主席、毛泽覃烈士交代！”

王老的一席话，让调查组人员精神大振，大家更感身上的担子之重，唯有破解这一悬案，才能让王老了结心中的憾事！

回去后，调查组根据王老的回忆，进行了新的分析和猜测：张文津三名烈士的牺牲地不一定就在镇安县。当时的镇安已被解放，国军恐怕不敢贸然动手，应该扩大搜索范围。

随后，调查组又锁定了柞水县、宁陕县，并对1946年8月驻有国民党军的所有通道、关卡进行调查。

五、40年前的悬案被揭开

很快，成千上万条可疑的线索如雪花般飘来，调查组对这些线索进行细致的筛选，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关键线索——宁陕县东江口镇1976年发现了4具无名骸骨！

调查组得到这个线索后，立马驱车前往东江口镇，经过实地勘察后，调查组得知挖出人骨的地方解放前为旬河岸边的河滩。

为了弄清楚遗骨的来历，调查组召集了当地的老人、原国民党乡保人员展开讨论。

很快，就有一个名为邓耀俊的老人站了出来，他在解放时期曾担任副乡长，当时其同学唐进玉曾和他说：

“我今天干了件大事，我们几人把解放军的谈判代表给活埋了，就在城隍庙后面的荒野河滩边上。”

唐进玉是胡宗南部的防空哨长，因此他参与活埋工作也不奇怪。这一线索让调查组大为兴奋，他们隐隐猜测，这4具骸骨中必有3位烈士。

随后，民团成员石友成给出了更详细的线索。通过他们几人提供的线索，调查组揭开了40年来未解的悬案。

1946年8月7日，张文津三人从陕西镇安县出发，准备去西安与国民党和谈。

张文津

到了杨泗庙后，因对路况不熟，他们请来了一个农民当向导，并一路走到了宁陕东江口镇。

东江口镇山大沟深，交通闭塞，沿河道居住着十多户人家，因是南下安汉、北去长安的必经之路，国民党派兵把守，守军是胡宗南部61师181团4连。

张文津将相关证件出示后，连长李清润听闻他们是解放军方面的和谈代表，自然是不敢怠慢，连忙将此事上报给团长岑运应。

岑运应听闻后，立马率部来到魁星楼摆宴迎接，当地群众听闻后也纷纷鼓掌欢迎，不少人说：“共产党是和平的使者，他们来了就不用打仗了，太好了！”

李清润邀请张文津等人参加宴会，而张文津怕耽误行程，但又怕拒绝后对方找茬，只好前去赴宴，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这竟是“鸿门宴”！

来到魁星楼后，张文津等人看到迎接的岑运应如此热情，也就放松了警惕。在宴会上，岑运应也表示第二天一早，就派人送他们离开。

张文津三人听了很是高兴，当晚早早入睡养精蓄锐，以方便次日赶路。

然而，第二天一早，对方的态度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无理扣押了张文津三人，并交给李清润秘密处置。

为何会这样呢？原来，岑运应将和谈代表的消息上报给胡宗南后，胡又请示蒋介石接下来怎么办？

此时的国军反动派在战场上频频失利，无能的蒋介石将气撒到这三位和谈代表的身上。

蒋介石

蒋介石认为，国军在谈判桌上很难占据上风，与其这样不如直接杀掉，免得到时候丢人。

就这样，胡宗南向岑运应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要求将张文津等人“秘密处理”！

8月10日这天夜里，李清润率领几十个人来到城隍庙的河滩边上，挖了一个深坑，将三个和谈代表和一个向导推入其中。就这样，张文津等人被活埋而死，就此再无音讯。

这一年张文津四十岁岁，吴祖贻三十二岁，毛楚雄年龄最小，才十九岁！

石友成称，过了几天后，当地居民都认为共产党的代表团已到达西安，这下不用打仗了，但朋友姜捷三告诉他：“不不不，仗还要打，根本就没谈，他们已被杀了！”

没多久，他听到城隍庙附近河滩上埋了4个人，大家都在猜测是谁。他连忙问唐进玉，对方神经兮兮地说道：“是和谈代表！”

当然，邓耀发、石友成的口供尽管很详细，且两人的说法均一致，但为了保险起见，调查组还要查证更为详实的证据。

胡宗南部在解放后期基本被我军消灭于巴蜀大地，想要找到36师123旅181团团长岑运应的档案并不容易。

为此，调查组人员赶往四川，调查四川各地留存的历史档案。然而，在浩瀚的历史卷宗中，只确认确实有岑运应这个人，至于他的下落则并没有记载。有人猜测他被我军击毙，也有人称他逃到了缅甸。

正当大家失望时，负责档案的刘玉英认为成都军区军事法院或许保留着相关资料。

她带着调查组同志来到军事法院，将1951年镇反期间所有的刑事资料都搬了出来，让调查组逐一查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调查组同事潘子君终于找到了一份关键档案。

那是一份对罪犯韩清雅的裁决书，上面记载：

“韩清雅曾于1946年时出任伪61师181团少校团指导员，在宁陕县秘密参与杀害李先念部派往西安和谈的代表张文津等三人。”

而在韩清雅的“审查表”中，还有一份口供和181团营长邹寿珊的旁证，写着：

“1946年8月，东江口镇关卡迎来了3位穿布军装的新四军，其中2个中年人骑着高头战马，步行的年轻人持枪警卫，还有一个青年农民在前面带路。

从他们提供的证件照片来看，中年上校为新四军方面的和谈代表，他姓张，名文津，为上校高级参谋。

很快，胡宗南下令，要求将这四个人秘密解决。8月10日当晚，连长李清润叫来不少江口区乡政权的官员，连夜挖了几个大坑，将他们活埋。”

有了关键的档案材料，再加上所述和邓耀俊、石友成细节相同，最终确认东江口镇的三具无名骸骨正是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烈士骸骨。

1984年12月4日，调查组成员和宁陕县有关同志来到烈士遗骨埋葬地，指导相关人员挖出烈士遗骨，并用白布素裹，造墓立碑。

1985年7月，李先念亲自撰文缅怀三位英烈，对他们给予了高度赞扬。之后，当地政府也为三位烈士建造陵园，让后人缅怀他们的英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