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毛姗姗 吴梦奇

来源 / 智合

在一起涉及股东代表诉讼的案件中，公司濒临破产，企业主在公司尚未注销的情形下跑路，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债权人找不到企业主，开始追究股东的清算责任。有限责任公司原本责任为“有限”，此时追及到股东，界限该如何划分？

康达律师事务所在接到委托之后，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有大量公司解散后应当清算而不清算，甚至故意借解散之机逃避债务的现象比较突出，而这些僵尸企业危害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健康运行，处理不好可能会引起连锁反应。因此，康达团队很快组成了研讨小组，将研究结果包括可能引发的后果报送给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征求意见稿）》，对公司清算义务人责任的相关具体问题提出了意见，为此类案件提供了新的诉讼思路。康达律师的工作不仅为个案正义寻求一个解决方法，也能综合此类案件的情况找出共性并上升到理论高度，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相关思路。

这只是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个案实践推动法治完善众多事例中的一起，创所三十余年，从致力于实现个案正义到推动立法，从号召律师以专业为己任至以更规范化方式管理律所。康达，紧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步，为四十年中国法治事业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1988年，在法工委工作9年后的付洋决定“出去看看”，他受邀前往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主持法务工作。但那时的法务工作无章可循、业务甚少。付洋便向公司提议，组建一家由康华和司法部双重领导的律师事务所。

当年9月，付洋拉上郑小虎、张朝等十余个从机关、部队出来的伙伴，“康华律师事务所”挂牌开张。1990年1月1日，律所正式更名为“康达律师事务所”。这便是康达最初的模样，付洋从父亲彭真那里继承而来的法治意识，自此有了新的传承载体。

创立初期，康达走得颇为稳健，逐渐在刑事领域小有名气。但在司法部“建设世界性的综合性大所”的要求下，康达遵循着“有质量的规模化”方针，早早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分所布局：1993年3月，康达的深圳办事处获批成立；次月，康达西安办事处获批成立，这也是北京律所在西北地区设立的第一家分所；1995年，康达又成立了海口分所。

入局深圳、海南，背后体现出的是康达对国家政策的精准把握：90年代初期的深圳是改革开放前沿，经济活动活跃，法律服务需求量大；海南则是唯一一个省级经济特区，发展潜力不容小觑。

而最早着手筹办的分所——西安分所，则是康达分所发展“重声誉”的一个缩影。合伙人吕延锋是西安分所最早一批人员之一，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付洋在西安办事处成立大会后对他说的一席话：“这是康达第一次设立分所，不知道会怎样，不要求你们挣多少钱，但务必请维护好康达的声誉，拜托了。”

对声誉的重视，本质上是康达重专业、重信誉、重品质的追求。这种思想在往后数十年里也一直体现在康达的分所布局当中。

​在付洋看来，康达这伴随中国法治成长的三十余年里，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节点。这三个节点层层递进，让康达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浪潮里始终能有序地发展壮大。

1991年9月，司法部明确康达律师事务所为事业法人单位，主任由该所律师选举并报司法部审批。康达设立五部一处一室，开始实行独立核算、自主执业、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自收自支管理办法。此时康达的运行机制本质上已经逐渐与合伙所并轨趋同。数年后，合伙制律所纷纷涌现，足见康达的预见性。这是康达在法治进程中的第一次弄潮。

2000年4月，康达开始脱钩改制，并于次年顺利改制，人员没有离散，组织架构更为坚实，肌体更加稳健。改制意味着康达彻底摆脱了国资所的属性，合伙人大会成为了所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新选举的管委会则正式接手康达的经营管理工作。十年，康达又一次顺着法治的激流，投身下一个时代。

2014年，第三个节点出现——以乔佳平为代表的康达第二代领导班子从付洋手中接过了管理担子，康达也正式告别“小红楼”，搬进目前的办公点——首开幸福广场写字楼，开始了快速扩张。这是康达立足当下、迈向未来的一次换乘。此后，规模大所不断涌现，律师界迎来新的变革，而康达亦身处其中。

康达早年的班底大多是从机关、部队里走出来的精英，因此对于“行稳致远”重视有加，对服务水准和内部协调也有着较高要求。在这样的思路下，康达不仅建立起了一整套管理制度，涵盖风险分析、利益冲突、集体讨论、风险管理等多个维度，还坚持重大疑难案件的集体讨论制度，并倡导对外发声的谨慎与克制。创所三十余年，康达从未受到过任何一起处罚，并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壮大。

但随着时间推移，康达遭遇了挑战：2014年，康达全所律师人数已达数百人，且每年依然有百名左右的优秀律师加盟。更大的康达，需要有更现代化的管理支持发展。此外，管理层年龄结构偏大、品牌影响力下降、分所发展滞后、业务共享度低也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本着建立一个能够让康达律师充分发展的平台之初衷，康达在2016年采取共同推荐、差额选举的形式进行了管理层的交接：由乔佳平从付洋手中接下了律所主任的担子，同时组建了新一届管委会。“70后”成为管委会的主力军，“80后”也开始进入管委会承担相关管理工作。此外，11名管委会成员中还出现了来自上海分所和西安分所的两位律师。

新一代管委会主任乔佳平于1994年秋从日本留学归来后进入康达。至2016年，他已经在该所整整度过了22个春秋，同时在管委会已参加了10年的律所管理工作。

在付洋看来，乔佳平是一个大局观强，有牺牲精神，理解力、决断力和团结内部的能力均堪称优秀的管理者。而“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律所管理者，牺牲精神是必须的”，付洋说。

康达的主任本身是没有任何经费的，但乔佳平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管理工作中。这意味着，乔佳平仅有案源收入，放弃了其余所有补贴、奖金。对此，乔佳平回应：“今后可以定一个制度，下届及以后的主任要有，但是我们这届就不需要了。”

以乔佳平为代表的管理层不争个人利益，始终致力于律所建设，给康达带来了一系列变化：宣传工作渐成常态，人才机制更加健全，分所联系更加紧密，云办公平台等一系列新系统、新制度也先后投入使用。

市场宣传是新一代管理层的一大工作重点，品宣工作逐渐规律化、常态化；康达还组建了专门的品牌宣传委员会，由连艳担任负责人。

宣传委员会的组建刚好赶上康达30周年将近，因此，从2015年起，由宣委牵头，调动全所力量推出了一次持续3年的系列宣传活动，刷新了业内对康达的认知。在康达举办的“新老朋友座谈会”上，王俊峰、李大进等多位律界领袖齐聚一堂，热切地讨论着康达的这次“大动作”。康达变了，变得越来越“先进”与“现代化”，这是所有到场的老朋友们的感触。通过这一系列主动“走出去”，康达的新面貌在业内树立起来。

新管委会的另一个大动作是人才培养机制的健全，这也和换届的初衷相契合。

2016年起，康达开始举办“观止讲堂”和“公益讲堂”，邀请本所优秀律师及各行业专家人士登台授课，给所内律师输出了大量实务技能、司法动态与行业分析及律师执业素质教育；2019年起举办的“青年律师培训营”，用一周左右的集中培训帮助新人更快地融入康达；“专业之星”和“希望之星”评选则是意图为所内律师尤其是青年律师营造一个开放、平等、相互扶植、公平竞争的环境与氛围。

考虑到在康达30周年时举办的第一届辩论赛广受青年律师好评，康达专门将所内最豪华的会客室改造成了模拟法庭，从2019年开始使用，以让青年律师们能够有更多机会和场所开展活动。

新管委会上任后，康达完成了沈阳分所、广州分所、南京分所等数家分所的重整，通过管理的优化自上而下使整个分所凝聚新的力量，焕发生机。与此同时，康达新设立了苏州、呼和浩特、武汉和香港等数家分所，长沙分所与郑州分所也都在紧张的筹备当中。布局中部地区，成为2020年的康达分所发展重心。

此外，康达还用近一整年的时间规划、调研、统计，为总分所包括行政人员在内的全体1000多名康达员工每人购置一份商业医疗保险，每年要耗费数百万元。不论总所、分所，每一位康达人的幸福安康都是康达所关注的，这也让更多的人愿意加入到康达大家庭。

2017年1月1日，在管委会委员栗皓律师的积极推进下，经二次开发升级的新的云办公平台全面投入使用。新云办公平台先进灵活，甚至有大所特地来康达“取经”。这家老牌大所，在内部的自我变革下焕然一新。

自老一辈律师创所以来，康达律师的专业精神和敬业精神始终一脉相承，至今未变。这种专业既体现在业务实力上，也体现在对法治建设的参与、推动中。

康达以诉讼业务起家，在股份制出现后开始做上市、并购等非诉业务。目前，康达已形成11个专业部门的业务格局，同时，康达的专委会建设正推动业务的专业化。

王牌领域：从刑事辩护到刑事业务

在中国律师业发展的初期，“专业化分工”还是个“只可远观”的名词。但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一个个大律师先后涌现，康达的刑事辩护业务逐渐成为一面旗帜，树立了良好的业内口碑。

现康达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张保军是康达“第二代”刑事律师的代表，在过去的几年中，他成功代理了数个大案要案。

因为经济市场风云变幻，客户需求也在不断调整。2014年，康达的“刑辩专业委员会”建立；2018年，康达将“刑辩专业委员会”改为“刑事专业委员会”，一字之差，意义非凡——随着经济活动复杂化，大量刑民交叉、刑行交叉案件出现，催生出刑事合规、刑事控告等新兴领域。

这便是改字的动因。目前康达所刑事团队规模80余人，均归属于刑事业务委员会。在刑事业务委员会下，刑事辩护、刑事合规、刑事控告将作为康达刑事业务的三大核心细分领域，而后两项是康达刑事业务委员会正在着力布局和重点培育的。

在康达，律师执业未满三年不允许独立办理刑事案件，从事刑事业务的律师也会经常被要求参与相应的业务培训。

另一只手：稳健高质的证券业务

1993年4月，股票ED发行上市正式揭开序幕。康达成为司法部和证监会第一批证券资格的律师事务所，当时在北京算上司法部直属的律所，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一共为12家。

在很长一段发展时间中，证券部是康达唯一一个带有专业属性分类的部门。2003年，现管委会成员、证券部负责人江华与其他几位同维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鲍卉芳、郭文氢、杨健等律师一起加盟康达，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康达资本市场领域的业务实力。

如今，康达总所即有证券律师130余人，包括10余名高级合伙人与20多名合伙人。2019年，康达证券业务的整体体量在1.5亿元左右，国内业务占比超过80%，服务对象以民企为主，客户大多集中于长三角、珠三角。

在证券领域，康达重视风险控制和业内美誉度的追求。在已有风控委员会的基础之上，康达又组建了一个证券专业委员会，并将该专业委员会纳入到律所的专门委员会项下——专门委员会的最后负责人一般为律所主任，足见在制度层面，康达就给证券业务的风险控制套上了一个安全栓。

在证券业务的内核制度方面，包括所有的案件申报，承办当中的疑难法律问题，文件的存档等方面康达均有非常详细的制度规定。2018、2019两年里，康达接受北京市证监局的两次抽查，得到的反馈均为：“康达是两次抽查过程中，项目质量最好的。”

康达还广受业内机构认可，不仅先后有四位律师担任过证券会发审委的委员，也频繁上榜各类法律机构的榜单。

百花齐放：多元业务尽显其长

在刑事业务和证券业务之外，康达的各项业务也均衡发展。政府法律顾问业务就同样是康达的长项业务之一。自创所之初，从国办所转至“下海”，从各个部委到市、县区各政府部门，大大小小的业务均有康达的身影。康达还专门组建了拥有20多名专业律师的“政府与行政法律业务部”，在各细分领域均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2019年最高院的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及十大参考案例中，由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的典型案例排名第三。

新兴领域的开拓，康达亦未落人后。2018年起始，康达组建了一支名为“i（intelligence智能+innovation创新+individual个性化）医”的行业化法律服务团队，现有11名律师成员，专注于医疗大健康行业，以智能化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在2019年度商法卓越律所大奖的评选中，该团队荣膺“医疗、制药及生命科学”领域的律所奖项。

以实践推动法治，温暖中铸荣光

在中国律所40年发展中，每家律所各有千秋。康达的特殊性在于它始终将律所发展和中国法治发展联系在一起。“重政治、高站位、大格局”的思维与创始基因，也镌刻在越来越多康达律师的心中。

从早期康达创始人付洋针对“律师法草案”中一条“律师不得规避法律”的规定，经多方反映意见，并给法工委写信陈辞，使“规避法律”的概念最终没有写入律师法，保障了律师执业权利；再到彭真基金会的建立，专门通过一个非营利性公益基金，支持与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相关的重要课题的研究，支持我国法学研究、教育面临的重要课题的研究。种种事例足见康达对于推动立法的重视。

付洋在采访中也多次强调对于律师参与到国家立法中来的推崇。在民法总则讨论稿刚出台时，付洋就要求所内的律师们集体讨论，形成反馈意见。“律师是离案件最近的，这样的意见才能对于立法有促进作用。律师发声，可以通过更好的渠道。”久而久之，这成为了康达律师们不成文的传统和习惯。

“有时候很多事似乎已经超出了律师本职，但是看到现存问题，想要推动司法的进展，你就得去做。” 连艳说。

在康达，从未将业务收入作为核心目标，以律师身份做好律师职业，为当事人维护好利益才是是康达律师的首要目标。这也成为很多律师来了康达，就不想再走的原因之一。这个像家一样温暖的组织，可以真切践行一名律师朴素的执业理想，何乐不为呢？

康达的文化沉淀在30周年纪念册中，没有人曾因为利益问题不欢而散。而老一辈康达人，是康达最宝贵的财富。“青春已随康达去，白发仍伴康达行”，张朝律师说，这正是老一辈康达人情怀的真实写照。

“开放包容、勤勉谨慎、谦抑厚重、和衷共济”这十六字是对康达文化最好的诠释，也与康达的官网首页上“尽心服务中国法制三十年”几个大字一起，成为了康达发展之路的一个缩影。

从当年十几个人在春秀路擦出的一缕星火，到今天盛名在外的综合大所，康达这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恰如一面镜子，映照着三十多年来中国法治进程的每一步。三十余年的不断探索、实践与坚持，树立起了康达专业、规范的律所形象，也将“服务法治”的信条深深刻在了律所的文化基因中。

而今，在新的互联网科技时代，康达正迎头而上，用更先进的律所管理系统、更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更完善地培训制度，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热忱的年轻法律人。这家历史悠久的律所，正以一个更年轻的姿态，一步一印地继续与法治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