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泉州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考略

林振礼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了朱熹的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 [1]朱熹这一对联把古代知识分子肩负社会道义的责任，以及应具备身在书斋，心系天下的品质说得清楚明白，给人以深刻启迪。该联语化用了唐宣宗李忱的七律《百丈山》的颔联。《百丈山》全诗为:“大雄真迹枕危峦，梵宇层楼耸万般。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仙峰不间三春秀，灵境何时六月寒。更有上方人罕到，暮钟朝磬碧云端。”[2] 唐宣宗于大中间（847-859）在位。

朱熹及其门人历经三十余载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完全认同司马光对其作出的高度评价：“宣宗性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詠之，谓之‘小太宗’。” [3]诗《百丈山》是李忱早年游历江西奉新县百丈山大雄峰时写的一首律诗。《庚溪诗话》说，李忱为光王时，“武宗忌之，遁迹为僧”，尝游百丈山并作诗[4]。其中“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之句，显露出李忱欲君临天下的雄心。谙熟其事迹的朱熹巧妙地将一代帝王的雄才大略化用为儒者的责任担当。

一、朱熹“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书法评析及题款识读

闽南泉州杨梅山雪峰寺朱熹题刻“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

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5]楹联，至今尚存拓品照片（图1）。如今，当人们来到雪峰寺大雄宝殿，赫然映入眼帘的那副高2.4米、宽0.32米的门柱石楹联，是人民政府于1954年拨款重建[6]该殿时，根据瑞梁、广义师徒重制的朱熹楹联镌刻的。

图1 闽南泉州杨梅山雪峰寺朱子手迹（黄志华 摄）

朱熹自幼跟随父亲朱松及武夷刘、胡三先生习字，一生临池不辍，书法造诣精湛，笔墨雄瞻，超逸绝伦。但他思想学说的盛名，将其书法艺术的光芒掩却了。其行楷书多见于匾联题字，苍郁沉厚，丰腴健满，润逸含秀，古朴典雅，代表作如《榜书千字文》及诸名山题刻；其行草书见之于诗稿书信，行间疏朗，用笔轻松，气韵连贯，无意求工而自有法度。存世代表作如《城南唱和诗》、《赐书帖》、《秋深帖》等。诸帖经与此拓品逐字反复比照，初步认为是朱熹所书。该楹联刊载后，方家当自有明鉴。

一般认为，朱熹的书法从汉魏入手，师法右军，追摹钟颜。然而，从其27岁即1156年秋同安主簿秩满候批之际所写的《家藏石刻序》，以及他70岁即1199年春在建阳考亭撰写的《榜书千字文·自跋》[7]来看，他从小就有“嗜古之癖”，对于“或出奇诡”的“汉魏以前刻石”就“因其刻石大小，施横轴悬之壁间”，“卷舒把玩而后为适”；1199年春即去世前一年自谓：“窃取仓颉史籀秦汉晋唐诸前贤笔意为此（千字文）。”[8]可见朱熹因“嗜古”，书法所涉猎，自仓颉造字以来历代碑帖，是其造诣及成就的源头活水。但他并不止于追摹古人，而力求“不与法缚”。

其书端庄稳健，姿态雄浑；其笔锋古拙，脱出颜柳欧虞的拘谨，异于苏米蔡黄的飘逸。其书“点画波磔，无一不合书家矩矱” [9]评书家谓其“字如孤松老柏，晋宋间以字名家者，未易及也”；其书因“心得所养，则发之于诗，形之于字，卓乎绝俗” [10]，郁郁有道义之气，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该帖运笔迅疾，气脉畅通，收放自如，不事雕琢，极见自然之美。典雅中不失骨力，尤显苍劲老辣，非老于此道者不能为也。

从用笔上看，转运锋藏、起落无迹。第一笔或是前几笔虽是濡染淋漓，却控制着墨，而后再轻重交替运笔，一字之内血脉畅通，笔意生动。笔划多的字，上联如“清”“高”“过”，下联如“庭”“豁”“掌”，其安顿疏密有致，繁不过侈而简不至陋，在不同位置各具神态，逸趣横生，绝无积薪之状；其磔笔力沉笔涩，笃实矫健，浑劲匀圆；趯笔则若棘针趸尾，婉润遒丽，存草隶之遗意。由此可窥其用笔之博采众长，老不枯，润不肥，意态潇洒，令人抚心激赏[11]。

从结构上看，第一，左轻右重，先敛后纵。左右笔画多寡悬殊之大者，如“豁”字，左边明显压缩，使之猬于一侧，放开广阔天地来表现“谷”，且“谷”写得伟岸高大，左撇与“害”字连为一体，天衣无缝。其次，布局灵活，变化有方。从该楹联整体看，因各种笔画的穿插，而分割出若干个大致均匀平衡的空间，空而不虚，谐和雅致，表现一种图案味道极浓的装饰美，是书者匠心独运、妙造自然的结果。

该楹联略为放大后，右题款“晦翁书”，左题款“清水住山瑞梁洎（及）徒广义敬刻”清晰可辨。清水住山瑞梁及其徒弟广义即师徒二位何许人也？在杨梅山雪峰寺周边查访，终于获悉：瑞梁禅师为南安洪濑镇玉枕山清水岩住持，是90年前即上世纪20年代玉枕山清水岩的重兴者。清水岩位于晋江东畔，与雪峰寺隔江相望，两地相距约七八公里。而当年师事瑞梁禅师的广义其人，于“童真离俗，学道参禅” [12]，日后则远涉重洋，于新加坡等地普施法雨，成为饮誉中外的佛教界长老。

二、从瑞梁、广义相关碑铭考：朱熹楹联重镌于1927-1928年

考重镌者瑞梁、广义师徒事迹，则可进一步解读题款“清水住山瑞梁洎徒广义敬刻”的意涵。闽南季秋，在林汉权、黄进华先生的帮助下，我们驱车来到洪赖镇玉枕山清水岩，重读鑲嵌在后殿大门左侧的《重建清水岩碑记》，该碑记为解开90年前亦即上世纪20年代，由清水住山瑞梁禅师及其弟子广义(1915-1995年)刻木重制的朱子楹联之谜，提供了极其难得的重要证据。因年久磨损，字迹漶漫，经反复辨识，全文如下：

清水古刹，邑中有名梵宇也。脉来玉枕，水绕虎溪，冈峦迥护而寺□□,□不宽而形胜，院不广而景幽，堪舆家谓为山水钟灵于斯焉。□□□□□□□邑志院肇于唐，号曰“东林”，其时推官黄滔，有“寺寒三伏雨，松堰数朝枝”之咏。宋庆历中僧永佐葺，明复构建，乃易今名。清则只于同治甲戌（1874）一修，迄季年栋宇飘零，佛前香火几于断熄。幸兴衰有定，存亡绝续之间，竟于民国辛酉（1921）得瑞樑（梁）禅师之主持而改筑之。瑞樑（梁）立志建设新佛堂，筑辅室，辟草莱，莳茗种。惜乎规模粗具，遽赋（赴）西归。

踵而继述者赖有广深、广善、广江诸和尚。广深青年硕学，系出望门，彻悟俗情，回头彼岸。其于擘画修治，荷担尤重。陟东皋而瞻眺，觉向之残瓦颓垣者，今乃雕甍（屋脊）绣阁矣！向之炉冷灯昏者，今乃香浓烛灿矣！历千余载之灵山胜迹，几经颓废，竟发韬光。谓非我佛之灵耶？谓非山灵之幸耶？谓非瑞樑(梁)、广深、广善、广江诸师之功耶？成有日，师以碑记请余，不文而乐为之传也。因述其略如此云。中华民国二十年岁次辛未小春（农历十月）之吉 洪濑生员张应星撰书[13]

首先需要辨明的是，碑文中“瑞樑”之“樑”是“梁”的异体字。“梁”已经有形旁“木”，这个异体字画蛇添足，多了一个“木”字旁。因此，1956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将“樑”作为淘汰的异体字标示。碑记与其他资料互证，“瑞樑”即瑞梁其人无疑。该碑记说，南安洪濑玉枕山清水岩，至清季则栋宇坍塌飘零，“香火几于断息”。存亡绝继之际，瑞梁于辛酉年即1921年主持改筑，披肝沥胆，“厉志建设新佛堂”，规模初具，却突然去世。由此可见，瑞梁禅师是一位勇于担当的中兴和尚。

据碑文对于继承瑞梁禅师未竟之志，“赖有广深、广善、广江诸和尚”的记载，则可窥知瑞梁去世后，广深诸和尚大约也用了二三年时间才完成重建工作。由此可见，重兴清水岩举事凡十年，瑞梁筚路于前之七八，广深诸和尚踵继于后之二三。

张应星先生于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撰刻《重建清水岩碑记》。虽然碑记没有写明瑞梁去世的时间，但据其徒弟广义14岁即转入“泉州承天寺佛学研究社”（详下铭文）。按情理推测，应是因瑞梁和尚去世，刚随侍瑞梁不久的少年广义才会离开玉枕山清水岩另投泉州承天寺。原清水岩管委会副主任、75岁的黄衍远老先生说，相传瑞梁其人，能文能武，为重兴清水岩耗尽心力而英年早逝。根据广义13岁师事瑞梁，14岁即1928年转投泉州承天寺，由此可以推知认定：瑞梁和尚于1928年辞世。

瑞梁及广义师徒镌刻朱子楹联的时间，通过稽考广义生平则可得知。闽南孟冬，在法一禅师的帮助下，余于泉州开元寺读到了释道元于1997年季春撰刻的《广义法师舍利塔铭》，铭文近千言，摘录如下：

广义上人，字照圆，号曇昕，一九一五年岁次乙卯六月生于福建省南安市洪濑镇。俗姓李……自幼天资颖悟。年十二读“罗状元诗”及“志公禅师劝世文＂，感悟尘世无常，遂萌出家之念。自是发心茹素奉佛。翌年诣本区玉枕山，依瑞梁老和尚披剃。年十四入泉州承天寺佛学研究社……深得会公器重。年十六受足戒于泉州大开元寺。……迨一代高僧律宗泰斗弘公（弘一大师）器重，……受聘为养正院讲师……先后任（泉州）承天寺知容，开元寺监院代理丈席，继任（厦门）南普陀监院。在职期间，躬亲辟划，艰辛备尝，是以德业日增名重遐迩。

一九四九年星洲（新加坡）龙山寺广洽长老闻师德业，盛意邀公赴星弘法……未岁又应邀赴槟城（马来西亚）妙香林……间曾先后周游日本、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乃至南亚佛国尼泊尔及印度，参加世佛联多次活动……法施信众，绍隆佛种，厥功奚伟……一九九五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安详舍报西归于新加坡华严精舍，世寿八十有一[14]。……

铭文说广义年轻时得到弘一大师器重，可从弘一书信中得到证实。自1936年闰3月28日至1942年7月下旬（弘一圆寂于同年9月20日），弘一有《致广义法师》书信16函，其间弘一大师为广义改号曇昕，并寄予厚望[15]。

广义12岁“茹素奉佛”，时为1926年。翌年即1927年13岁到玉枕山出家，“依瑞梁老和尚披剃”； “年十四入泉州承天寺”则1928年。那么，广义随侍瑞梁禅师的时间则唯13-14岁之际，亦即仅在1927-1928年间。这一期间，也就是“清水住山”瑞梁携徒弟广义于驻锡雪峰寺之际，重新镌刻朱熹楹联“地位清高……”的确切时间。

三、从地方志及文献考：朱熹楹联书于淳熙十年（1183年）冬

雪峰寺的历史，应追溯到得唐僖宗赐号“真觉大师”的一代高僧义存（822-908）。《泉州府志》记：“楊梅山距县西二十里……亦名雪峰岩，五代僧义存焚修于此，葬父母其下。后棲侯官（今福州）雪峰山，遂沿其名。”[16]从义存“未游方时”在杨梅山修行到逐渐演变为雪峰寺初创，即自公元9世纪中叶到13世纪南宋理宗年间“始开创岩宇三筑”，历时达三四百年之久。

朱熹之世，该寺还“未有岩宇”，仅“立石植柏”,并“塑真觉金像、置龛室,祀于保安禅刹” [17]。这样的规模，仅为初成雪峰禅寺的雏形。淳熙十年（1183）十月，朱熹与陈知柔“追游莲华、九日、凉峰、风凰、云台之间”[18] 。先从九日山、莲华峰，经凉峰、风凰山而云台山，吊唁傅自得后，再至永春盘桓于环翠亭，经南安五台山、诗山，留题“鹏峰胜地”，再沿晋江畔而来，过湖尾渡约行三四公里，登游杨梅山雪峰岩。

淳熙十年亦即1183年冬，朱熹与陈知柔（号休斋）登游其地，地方志书还是有迹可寻。民国《南安县志》记：“雪峰寺在二十都杨梅山中，……有朝天石、冼心泉诸胜。宋朱子常来游，有所食薇菜，留种不绝。”[19]嶶菜为多年生草本，嫩苗称巢芽，可作蔬菜。所谓“常来游”即包括朱熹任泉州同安主簿时尝至其地。1183年冬，往游杨梅山必须由晋江东岸乘坐渡船到西畔，民国《南安县志》有确切的记载：“湖尾渡、猛虎渡、洋尾渡，俱在十九都，朱子咏二渡诗有‘路没溪边树，禅鸣竹外枝’之句。”[20]因过其渡，留下诗咏，堪为佐证。

令人费解的是，明清时代的万历《泉州府志》、乾隆《泉州府志》[21]与康熙《南安县志》，举凡朱子事迹记载尤详，如“九日山”条记朱子题刻及诗咏达六七处之多，惟独“杨梅山”条则无一语涉及朱熹。南安诗山缙绅戴凤仪（1850-1918），晚年因寄意朱子而改名希朱，于1915年受聘为《南安县志》总纂，1917年成书。其深入民间，不遗余力调查朱子事迹，虽于卷三十五《人物志·寓贤》增记朱子，但也未能辑录这副对联。治史忌孤证。由于地方志书文献无征，说此楹联是淳熙十年冬，朱陈一行同游杨梅山雪峰岩之际所书，需要佐以更加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期待着新的发现。

与玉枕山清水岩隔江相望的雪峰寺背靠杨梅山。稽诸该寺《雪峰寺志正编》[22]，令人遗憾的是，乾隆八年（1743）刊版之寺志，“文革”后“则无一存矣”（《弁言》）。1980年孟夏，该寺监院普明“借得原版印之残卷”，“謄录备作稿本”。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謄刻稿本《雪峰寺志正编》，即为“原版印之残卷”。既为“残卷”，原所记载朱子之题联事迹失佚则是可以理解的。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既然1954年该寺重建大雄宝殿时，就镌刻朱子对联于大门之上，1980年重刊旧志时为何不予补记？对此，年长者则有亲历之体会，其时虽“九·一三”事件已经过了八九年，但批林批孔批朱熹，以及儒学受冲击之余波未息，刊印寺志者仍然心有余悸，是故未予记载。

朱熹初仕泉州任同安县主簿（1153-1157），他自谓“熹去温陵二十七年而复来”即淳熙十年冬之“起向泉山觅旧游”[23]，他与陈知柔、林择之一行在泉州南安、永春等地盘桓约半个月。淳熙十四年（1187）朱熹来莆田吊唁陈俊卿（1113-1186）后，再至泉州拜祭李缜墓[24]，此行时间极为短暂，无交游题刻记录。上引地方志说朱熹“常来游”杨梅山雪峰岩，指的是主簿任上与淳熙十年之重游。鉴于该联题署“晦翁书”，又据朱熹自乾道间开始著述《资治通鉴纲目》，至1183年已历时十余年，从而熟谙唐宣宗李枕生平事迹（联语化用前述李枕诗句），据此认为该楹联书于淳熙十年重游之际，既有地方志记载，又有存世题刻（疑似手迹）作证，则可备一说。

四、余说：儒学“风雨飘零”之际，朱子学依然“潜隐”于民间

瑞梁及其徒弟广义于90年前亦即20世纪20年代重镌朱子对联手迹，正值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军阀割据战祸频仍，“九一八”前夕民族危机四伏之际，“孔家店被打倒”，孔子、朱熹被清算，儒学余脉风雨飘零。已到达生命尽头的瑞梁禅师（1928年卒），若非自身境界及学养情怀，出于传承文脉的文化自觉，携徒重刻朱熹这副对联，真是难能可贵，其卓识及其守护文脉之功不可没！20世纪5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初期进行的乡村改造，儒学已然成为失去所有制基础的“游魄”。在儒学备受冲击的1954年代，雪峰寺重建大雄宝殿时，特地将朱熹这副对联镌刻于石门柱上。由此可以窥见，其时朱子学之影响依然“潜隐”于民间[25]，为有识之士所珍重。

作者为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专项重点项目(编号2021XJZZX02)

注释：

[1] 《习近平用典》（第一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下联最后一个字“看”读平声。根据文献尤其是朱子生平自叙及其行迹，加以实地考察，窃以为，淳熙十年十月，54岁的朱熹与陈知柔登游杨梅山雪峰岩，留下了这一珍贵对联手迹。本文承蒙福建省闽学研究会黎昕会长、泉州弘一大师研究会林长红副会长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2] 《御定全唐诗》卷四《李忱·百丈山》，四库全书本。

[3] 《朱子全书》第拾壹册《资治通鉴纲目（肆）》，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3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六十五》，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349页。

[4]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四库全书本。

[5] 释法度《雪峰禅寺》（首届禅文化节特刊），雪峰寺编委会，2013年版，第91页。余曾两度访问居雪峰寺20余年的法度禅师，他回忆说，寺院住持长老口碑相传，该寺原珍存着木制朱子楹联，至“文革”僧众被解散，木制朱子楹联为“破四旧”所毁，所幸留有拓品照片。

[6] 今存于泉州雪峰寺前楼外左壁的《重建雪峰寺大雄宝殿碑记》：“逮人民政府颁

布保护佛教文物古迹法令，且拨巨款兴修名山巨刹……甲午（1954）仲春开工，

迄今二百九十二天，庆造落成。＂

[7]《朱熹集》（第七册）卷七十五，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7页。

[8] [11]朱熹《榜书千字文》，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页，第3-5页。

[9]（明）王鏊《震泽集》卷三十五，四库全书本。

[10] （明）何乔新《掓邱文集》卷十八，四库全书本。

[11]] [14] 释道元《广义法师舍利塔铭》，1997年季春立，今存泉州开元寺内。

[13] 闽南泉州南安洪濑镇玉枕山清水岩今存《重建清水岩碑记》，碑长1.17米，宽0.67米。

1956年《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系泉州师院谢英教授提供。

[15] 《弘一大师大全集》（第八册）《书信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6-489页。

[16] [21] 亁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志二》“杨梅山”条附记约千言，无片语涉朱子，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7] 释海印辑《雪峰寺志正编》（乾隆八年）“残卷”（卷一至卷五），1980年该寺记室謄刻本。

[18] 《朱熹集》（第八册）卷八十七《祭陈休斋文》，第4484页。

[19] 民国《南安县志》卷五《营建志之二》，南安县志编委会，1989年重刊版。

[20] 民国《南安县志》卷七《营建志之四》，1989年重刊版。绍兴间初仕，朱子登杨梅山游雪峰，

须过猛虎渡或洋尾渡往返，不必过湖尾度。唯淳熙十年与陈知柔从诗山鹏峰而来，往游雪峰

必经洪濑湖尾渡。

[22] 释海印辑《雪峰寺志正编》（乾隆八年）“残卷”（卷一至卷五），1980年该寺记室謄刻本。

[23] 《朱熹集》（第二册）卷八《熹伏蒙休斋先生惠诗见留谨次高韵二首》，第358页。

[24]《朱熹集》（第八册）卷九十二《朝请大夫李公墓碣铭》，第4686页。

[25] 2021年11月25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在清华名师讲坛上所作《中国哲学的

百年思考》的学术报告中，指出儒学自清末民初以来受到四次冲击与回应，1954年

属于第三次冲击期间。

1954年镌刻于雪峰寺主殿的朱熹题刻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