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凹是大涧行政村管辖的七个自然村中的一个，在田家凹周围的村子，诸如大涧、赵家沟、车家凹、杨山、杨笃联、壁崖、田家渠等村落的命名都是以当地的地貌地形特征为元素的，自然田家凹也不例外，田家凹处在一片山洼之中。从田家凹村的对面来看村子，村子的样子就像一把有扶手的太师椅，据说，因为有这太师椅的地貌，看风水的都说，田家凹是块宝地，将来是能出阁老的，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太师椅的靠背缺了一角，这一角就是现在人们称之为榆树豁的地方，到了雨季，雨水会从榆树豁流下，变成一道深深浅浅的沟。也因为有了这一缺口，田家凹的好风水就被冲毁掉了。之后，田家凹就再没有出过很像样的人物。

事实上，田家凹村名在光绪版县志中才出现，应该是咸丰年间太谷人口大爆发而由城内的田家迁徙而来，之后由于别的原因又迁走。现在村子的大姓是曹姓，只有两户是其他姓氏。一户姓乔，一户姓高。

田家凹人口最多时是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有一百五十多人。现在年轻人都在城里买了房，虽然户籍上还有近百人，可实际上冬天在村里居住的不过几十人。但无论走多远，每年的正月初二，从田家凹走出去的人还是都要回村来祭祖的。

正月初二上坟祭祖是太谷的风俗，这是有别与其他的地方的，大约全国各地初二都是拜丈母娘的日子，太谷初二上坟这种有别于其它地方而改变了的习俗大约形成在清朝初年。我们从《太谷县志》里，可以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万历版的《太谷县志》在风俗篇中，没有提到初二上坟，在介绍完大年初一，就跳到大年初五，之后的乾隆版《太谷县志》连风俗篇这一环节也省略了，无从知晓习俗是不是有变化，但到了咸丰版的《太谷县志》在风俗篇里，第一次提到了初二上坟的习俗，也就是说，最迟在咸丰年间，太谷就有了初二上坟的习俗，而这个习俗最早不会超过明万历年间，由此也说明这个风俗是在万历到咸丰这200年间形成的。

如果抛开康乾盛世的100多年的和平期，那么，它的形成就集中在了万历到顺治的几十年间，而这几十年正是中国改朝换代的时期，天灾人祸的集中爆发期，新的习俗或许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民间故事所讲的岳家军的故事或许就是某次“屠杀”后，“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惨状的写照。而太谷大年初二给故去的亲人上坟的这种民俗，可能就是民间对过去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集体记忆。

这次大屠杀的执行者会是谁？根据历史文献推测，可能是李闯王的手笔。李自成就是从山西攻打到北京的，而在山西进行了大规模的屠城，在太谷就有许多关于李自成屠村的故事，比如诛杀吴姓人，而使太谷人让吴姓改为“ou”姓，比如抗拒李自成军队的武家堡，比如白村屠村的故事等等，以及原属于太谷的田乔村的节妇烈女都与李自成有关，而李自成在山西的时间大约就是在1644年的一二月间，因为三月李自成起义军会师北京城，四月北京被起义军攻陷。因此，大屠杀发生在正月间是完全可能的，而大年初二形成上坟习俗也就顺理成章了。

农历正月初二，太谷民间也把这天叫做“祭祖节”，而这一天也是太谷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祖节日。到了这天，太谷人大都要携带丰盛的祭品，诸如馍馍、大供、核桃、柿饼、油食、饧粘，有钱人家还要备荤饭，到墓地去祭祀已故的亲人。这一天太谷人也忌讳拜年，尤其忌讳在别人家中用餐吃饭。至今如此。太谷人这天早饭是吃插饭、油糕。午饭吃馍烩菜，配以荤素菜。正月初二任村、范村、小白的一些乡村还在这天请神位（祖宗灵位），在家设供祭拜，正月十六送走，再到坟地祭拜的习俗。

然而侯城乡田家凹村的初二上坟祭祖的风俗却有异于其它的乡村。每年到了除夕这天下午，田家凹的曹姓村民就会把本族的神祗挂在村中最敞亮最显眼的地方，摆上新鲜的贡品，让他们的祖先与他的后辈子孙一起分享这喜庆的日子，让他的祖先看到自己家族现在的幸福安康，而到了春节这天，各家要把第一锅的饺子捞出供到神祗前，让祖先与他们一起再享人间烟火。等到了初二这天，田家凹的曹姓各家则不会去墓地去祭祀已故的亲人，而是继续把贡品放在本村神祗的祭桌上，然后进行祭拜，等到了这天下午，全村的人们都会集中在神祗前，由本族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共同祭拜祖先，然后把各家祭拜时放下的黄纸等纸扎一起烧化，之后再把神祗请回，待来年本村有结婚人家或正月初二再请出。

田家凹的神祗

田家凹的这种祭拜方式非常独特，即便是文革期间也没有中断过。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在文革期间田家凹是住过知识青年的。知识青年“破四旧”的精神还是不能小觑的。

况且这批知识青年还不是一般的知青。她们是一批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学生。一九六八年这些来自北京的十二个高中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来到了太谷大涧大队田家凹生产队集体插队落户。

他们的到来让田家凹平静的生活出现了些许的涟漪。让田家凹村民惊异的是这些知青一点也没有城市青年的娇气，她们与本村的村民一起春播、秋收，割麦、打场，起圈、沤肥，担水、攃泥……赢得了村民的敬重。

就在与贫下中农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火热生活中，北京知青中一个叫华基正的女知青不知不觉中爱上了田家凹的村一个村民，在当时成为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

华基正是这批女知青中长得最漂亮的一个，又能歌善舞，而她的父亲叫华文煜，解放前曾是私营银行的经理，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她父亲是民进会员，担任全国工商联办公室副主任，兼对外联络处副处长。这样的家庭出身却爱上了一个田家凹的农民，显然是惊世骇俗的。

北京知青的演出照

中国这个国度很奇特，在婚姻上一直讲究门当户对，媒妁之言，虽然建国以后提倡恋爱自由，但根子里的门当户对的观念还是很深的。

华基正爱上的男青年叫曹晶生，也是一个英俊的后生，而且是退伍兵，在当时军人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曹晶生还是文艺骨干，那时北京知青和村民一起成立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华基正和曹晶生都在这个宣传队里，共同的爱好使他们相互吸引，建立起了革命感情。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他们的婚事上却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知青与田家凹全村的姑娘们的合影

华基正与曹晶生谈恋爱，是从一九六九年初夏开始的。当华基正把这件事告诉了一块从北京来插队的同学们，征求他们意见的时候，不少同学还支持她。但也有一些同学表示反对，可后来，反对的人却一天天多了起来，有的甚至气势汹汹地说她是“破坏了纪律”“破坏了团结”。因为知青们知道插队也就两三年，之后她们就可以回城，如果结婚就只能留在当地且身份也将变成农民，这样的后果是她们无法接受的。她们怕产生连锁效应。

华基正的知青登记表

由于知青干部和同学们都表示反对，于是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做法，劳动时，知青们不和她一起干，评工要给她记四等，出门让小孩子盯她的哨，晚上串门回晚了故意不给她开门，有的还扬言要到县里告她的状，要把她赶出宿舍。同伴以种种拒斥、疏远的方式表达对这场差距悬殊的婚姻的反对意见。甚至个别县委干部公开表示：“如果结婚就开除曹晶生的党籍。”在重重压力下，华基正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越压越坚定”。她坚决要和曹晶生结合，并于1971年与曹晶生办理了结婚手续。门当户对的旧风俗被他俩打破了。

结婚以后，华基正苦尽甘来，成为太谷当时家喻户晓的知青模范。华基正这场婚姻风波后来被定义为“扎根”和“镀金”的斗争，并对“扎根婚”表达了的强烈的支持，也算是对移风易俗的一种肯定。

知青住过的后来成为学校的窑洞

为了发挥华基正的专长，婚后的华基正成为了田家凹村的老师，后来又调到了东庄中学当化学老师。华基正的教学水平很高，很受同学们的欢迎，有一年太谷县进行化学竞赛，其中有一题特别难，考后阅卷全县只有两个同学做对，其中就有华基正所带的学生，华基正一下子出名了，而后太谷三中把她挖到了自己的学校。

1983年华基正加入民盟，一年后担任民盟宣传委员。1987年5月，在县政协和县人大换届改选中，华基正还成为政协委员。华基正并没有随当年的北京知青在返城大潮中回京，而是继续扎根在太谷，直到1993年华基正才带着家人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的华基正与她的丈夫曹晶生

事实上，在“文革”期间，知青与农民的结合大多有着现实的无奈。但也不缺少真正的爱情，只是人们拘囿于固有的传统罢了。

田家凹的知青现在没有一个留在田家凹，而且田家凹的村民现在也大多离开了村子。田家凹已经没有太多吸引人的理由了，以前漫山遍野的果树消失了，许多的中药材消失了，城市成为巨大的吸铁石，把乡村的活力一点点的吸干，我不知道田家凹能不能躲过这无差别的磁力。

作者：原正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