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曙明

康熙海禁时期，生活在广州的官员，其实心里都有本账，不许广州做海外贸易，无异于端着金饭碗讨饭。不仅影响国库，更影响他们的私库。这世上无人会嫌钱腥。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几千年的官场，历来如此。凡有外商船只入港，往往不说是专程来通商的，而说是遇风“漂”来，但求补充淡水粮食，把货卖掉换些路费而已。

地方官纵容商人出海贸易，从中收贿，私下向商人征税。既然朝廷实行禁海，这笔钱就不必上缴国库，缴了反而成为违旨的罪证。据官方统计，禁海之后，每年损失税银数万两，不是没了，而是肥了私囊。

当时广州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名叫沈上达，野史说他是“江西优童”（即娈童）出身，得到尚可喜世子尚之信的宠信，当了平南王府中的参将，亦官亦商。参将是个三四品的官，或管河工，或管漕运，或管巡捕治安。沈上达大约是主管漕运的参将，颇有呼风唤雨的能量，但《清史稿》只称他为“商人沈上达”，而在《康熙起居注》中，更称他为“交通海贼商人”，似乎有意不提他的官职身份。不过他确实是个有官职的商人，准确称呼应为“官商”。

官商勾结，把持与洋人的海上贸易

早在1653年（顺治十年），一艘暹罗国的商船开到广州，据说就是这个“交通海贼商人”，凭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尚可喜，派广州巡海道以全体地方官员名义，大张旗鼓，对暹罗商人表示欢迎和热情接待。其后又有荷兰商舶来粤，恰好顺治皇帝颁布禁海令，正是风头火势时，沈上达却再次说服尚可喜给朝廷上揭帖，称外海入贡，“实兴朝之盛事”。朝廷惮于尚可喜在岭南的势力，亦莫可如何，最后网开一面，允许荷兰八年一贡，在广州进行朝贡贸易。

利字当头，地方官员乃敢明目张胆违反禁令，连优童出身的商人，也不把朝廷禁令放在眼里。当时朝廷为了厉行禁海，下令所有海船都须毁坏焚烧，斩草除根。1678年（康熙十七年）秋，尚之信以剿海贼需要船只为名，向皇上建议，“请暂开海禁，许商民造船，由广州至琼州贸易自便”， 被康熙驳回。

但要彻底实行禁海与迁界，也不容易。澳门就是一个让人头大的难题。因为澳门居住着数万葡人，已令朝廷有痈患之忧，若迁到内地，岂非引狼入室？但放他们在澳门，不让贸易也不行，他们的衣食无从解决，难免铤而走险，激起暴乱。

最后朝廷不得不留下澳门作为唯一的“化外教门”，居民不必内迁。后世学者称赞这是康熙高瞻远瞩，具有世界眼光，其实暴露了朝廷左右为难的困窘。朝廷开放广州经香山到澳门的陆路运输，允许广州的商品用肩挑步行方式，运往澳门，转卖到东南亚和欧洲。允许澳门的葡萄牙人和本地人保留25艘商船，从事远洋贸易。

与洋人做生意的广州商人

不封澳门，说明康熙的内心，还缺乏完全闭关锁国的自信。如果这个“前迎镜海，后枕莲峰”的地方，不是居住着这么多葡萄牙人，他早就一封了之了。禁海之后，从省城到澳门这条羊肠小道，似断似续，但毕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路”，商人们蜂趋蚁附，攘攘熙熙，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人们嫌步行太慢，效率太低，纷纷打破肩挑步行的规定，雇用无数小船，把货运往十字门一带，那里港湾复杂，正是走私者的天堂。

所谓“走私”，大部分是官商勾结的，商人组织货物，运送出海，官府则设立关卡，私抽税银，甚至武装护航。而走私的进口货物，则由虎门偷运入广州，或由上横头、秋风口、朗头，偷运回栅下、佛山等地。但实际上出口的货多，进口的货少。

地方政府对这种情形，当然洞若观火，但这是雁过拔毛的机会，怎么会轻易放弃？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奏报，广州府有三百八十多处官渡，平南王府以助饷为名，勒令船家凭官府发给的硃牌经营，商人摆渡货物，每担货物收银数钱，藩府一年可以私抽银二三万两。 康熙后来在查抄藩府的上谕中甚至说：“闻藩下所属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 虽不排除康熙是为了多抄没银两而夸大数额，但藩府从“私市私税”的得益，无疑相当惊人，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广东的走私贸易，十分活跃，并未因局势动乱而转趋低潮。

沈上达俨然成了王府的“商业总管”，一方面承包广东盐税，获利较朝廷核定的盐课高出数倍，复蚕食盐田，在各津口设立“总店”，垄断盐业产销；另一方面又公开造船，出海贸易，一次就能获得四五万两白银，一年之中，千舡往回，坐收利银四五十万两，江湖称之为“藩商”、“王商”。

沈上达恃着藩府的撑腰，成为垄断“朝贡贸易”的豪门大族，珠江三角洲一带，衣食仰给于沈氏者，不知凡几，门下食客，甚至有精通葡语，善与洋商打交道的专才，内外通吃，黑白通杀，其势日益繁滋，用李士桢的话说，“藩商遍地，虐焰弥天”，形成了一个大金字塔，上者为少数水大舟高、屙金溺银的豪商巨贾，下者为营营逐逐的民间小商人，争求荫附，以谋一点残羹。

1676年（康熙十五年），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就是平南亲王尚可喜在广州病殁了。他是三藩（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之中，对朝廷最忠诚的一个。他在，康熙对他还礼让三分；他一死，形势便急转直下了。康熙对尚之信既不信任，也殊无好感，1680年（康熙十九年）三月，朝廷派刑部侍郎宜昌阿赴粤勘问，当时尚之信率领大军还在广西征战，闻诏即解印还广州候拘，被重兵羁押于五仙门提督行台。

尚之信出事，藩府顿时乱作一团。尚家昆季之节、之璜、之杰与亲信李天植等人，都认定是旧属都统王国栋心怀怨望，卖主求荣，于是以尚之信母亲舒氏名义，召王国栋入藩府议事。当年的藩府，即今天的人民公园，范围甚广，直到越秀山脚。藩府内埋伏好刀斧手，及王国栋至，以掷杯为号，一拥而出，将其缚下。尚之信的儿子亲手把王国栋两眼剜去，再由之节、之璜、之杰及李天植等人把王国栋寸磔割肉喂狗。

王国栋家人闻讯，慌忙向将军赍塔求救。赍塔早有收拾尚府的打算，立即借题发挥，调兵遣将，于月黑风高之夜，全城戒严，包围藩府，把李天植及自副都统参领以下共一百零八人，悉数拘捕。当年八月，圣旨马递广州，尚之信依谋反律，母、母弟凡同谋者，俱弃市，家产藉没。那年的中秋节，广州气氛如临大敌，城头只有巡逻士兵的灯笼，映照着森严的刀戟，没有一个敢出来赏月的民众。

八月十六日夜，凉风有信，秋月无边。赍塔骑着高头大马，领兵巡城，巡抚金儁严兵以待。次日清晨，尚之信被押到府学名宦祠前，宜昌阿读圣旨赐死。李天植、尚之璜、之杰等一百零八人，环跪拱北楼前，刽子手手起刀落，一路排砍过去，一百零八颗脑袋相继滚落尘埃，血汩汩而成渠。名宦祠故址，即今日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西侧消防队一带。

在一片刀光血影之下，更有令人悚然的天象出现。“八月彗星出东方，直扫天中紫微垣，大约有小丈，其色紫红，闪烁有光，望之令人可畏，至十二月乃灭”。 每逢国家遭遇大事，这类天呈异象的记录，便在史书上出现，引起民间的惶恐不安。

尚可喜

尚之信

沈上达对自己的结局，是否有天人感应的预感，今不可考，在这次政变中，他的命运也很悲惨。他和藩府是一根绳上的蚱蜢，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藩府已成覆巢，安有他沈氏的完卵？金儁查抄藩府时，顺手把这个富商的家也抄了。抄没的家产，有近百万两之巨，在广州堪称仅次于藩府的第二大富豪。负责查抄“逆产”的侍郎宜昌阿和金儁，都发了一笔横财。

康熙对顺利解决了平南王，松了口气。三藩次第削平，南方从此可以安枕矣。他下令革除藩府设立的各种渡税、盐埠，“广东所有大市小市之利，经藩下诸人霸占者无算，可会同巡抚详察，应归百姓者，题明仍归百姓，则广东人民得沾无穷之惠矣。”而对于那些大大小小的藩商、王商，则毫不留情：“各省商贩人等，欲藉藩下行势，投入者甚多，皆须查明，应断出者即行断出，其不应断出者应尽行遣发来京，勿致逃亡隐漏。”

沈上达是王商之首，与广东官场的关系，盘根错节、牵丝挂藤，康熙希望从他口中，挖出更多官场蛀虫，趁机把南方的“割据势力”连根拔起。但也正因为沈上达掌握了太多官员贪赃枉法的罪证，他一天不死，许多人就如坐针毡，夜不安寝。

沈上达在狱中面壁思过，自然很清楚，狱墙之外，多少人天天烧香拜佛，咒他快死，其中包括吞没了他大笔家产的金儁。因此他从不指望能够活着走出狱门。有一天，他发现狱官莫名其妙解开他身上的锁链，又一声不吭地走了。开始还有点摸不着头脑，但很快明白这是给他一个自行了断的机会。正所谓食得咸鱼抵得渴，与人无尤，多少人间富贵奢华都享受过了，还有何遗憾？于是沈上达在狱中投环自尽，一了百了。

康熙对此大为震怒，对前来面奏请旨的大学士、学士云：“沈上达系尚之信所属富商，朕闻广东大小官员，无不用伊银两，因此杀死以灭其口，亦未可定，其死显有情弊。” 他决心一追到底。

李士桢父子

康熙把江西巡抚李士桢调任广东巡抚，并派刑部侍郎禅塔海等人南下调查，他警告负责调查的官员：“务须从公核审。此事颠末，朕皆洞悉，勿以干涉大臣势要，妄徇情面，株累无辜。”

在严刑峻法之下，大批贪官污吏，纷纷落网，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当初查抄藩府、沈府“逆产”的官员，后来大部分成了阶下囚，抄回来的“逆产”，揣在怀里还没捂暖，又被别人当“逆产”抄走了。

康熙没有忘记沈上达一案，一再追问，但禅塔海坚称，沈上达在狱中自缢是实，绝无其他内情，他愿以人头担保。这更令康熙怀疑了，堂堂刑部侍郎，犯得着为一个商人赌脑袋吗？所以禅塔海愈是信誓旦旦说没内情，康熙愈是觉得大有内情。

李士桢到广东后，口含天宪，奉旨行事，施展雷霆手段，把“抄没尚府家产案”的重重黑幕，一路揭开下去，同时积极着手废除藩府当政时的种种苛政，包括把持行市、私抽货税、重敛渔课等，一律废止。各渡口立起禁约牌，严禁汛防营弁纵容兵丁向渡夫勒抽渡钱，并要求官员不时明查暗访，务必彻底扫除积弊，保证商路畅通。

广州城

这宗大案的余波，历时四年，还未平息。直到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正月，康熙下令拘押禅塔海，与宜昌阿、金儁并案处理。由吏部、兵部、刑部联合会审，作出判决：“广东查看尚之信家产侍郎宜昌阿，同巡抚金儁侵蚀兵饷及入官财物，又乾没尚之信商人沈上达财贿，恐后告发，将沈上达谋害灭口，应立斩。道员王永祚等，分取财物，又同金儁谋死沈上达，应立斩。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等应拟斩，秋后处决。伊等共侵银八十九万两，并财帛等物，应追入官。差审金儁、刑部侍郎禅塔海，将沈上达事不行审出，及皇上问时，又奏称沈上达缢死是实，应拟绞，秋后处决。” 最后由皇上裁决，宜昌阿、金儁、宋俄托、卓尔图、尚之璋等一干人俱应斩首，秋后处决。其余有关官员，或革职，或降级，或罚俸，各领处分。

关于沈上达的生平行状，官史甚少记载，大都出现在尚之信倒台后，李士桢清算“藩党异棍”的奏折中，那时藩府已倒，天下之恶皆归焉，难免有替罪羊的味道。无论怎么说，沈上达毕竟保住了广州海外贸易的最后一条渠道，就此而言，似亦不应一笔抹杀。

一个商人的死，竟牵扯出这么一大批高级官员，整个广东官场几乎倒了一大半，实属骇人听闻。真实的历史，永远比演义更加精彩。至此，三藩荡平，标志着改朝换代的动乱，告一段落了，“和平发展”的一线曙光，似乎已隐约可见。

读本号文章，品广州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