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嘉宾
陶思炎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东南大学教授、博导
当下文化发展的困惑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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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谈一谈文化问题,尤其是想要说一下当今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理论与实践上的困惑,值得思考讨论的问题。
1、文化建设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文化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围绕履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文明,开拓创新,塑造民族的灵魂,振奋民族精神。目前,我们的文化发展已超越了以往的历史时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在理论与实践方面也留有一些困惑,需要在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中加以明辨、引导和消除。
2、文化发展的困惑
我们在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来回顾文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
比如,一些文化遗产项目一旦被立项,有些文化传承人一旦被命名,跟着其景点或产品就会涨价,甚至个别人丢掉保护的任务,转让品牌、变卖作坊,把文化建设变成了个人发财的机会。他们亲近的不是文化,而是财神;他们所要的不是名分,而是钱财。
再比如说当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极大地改变了我们乡村面貌。
“美丽乡村”不仅是美化了农村的环境,改造了乡村的文化状态,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改造了本来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当然“美丽乡村”建设,它的价值意义主要在大城市的周边,它对美化环境、增加收入是有意义的,而对边远地区的脱贫致富并不直接挂钩。消解城乡之间的差别,如何进行产业方面的一些对接,让城市和乡村彼此依存?这方面的价值意义还没有充分凸显出来。目前“美丽乡村”建设中出现了一种应注意的倾向,就是同质化,都在搞一些过去所说的“农家乐”餐饮,或者是做了民宿、垂钓、种花种草等一些项目活动,总之因缺乏创意而相互雷同。乡村环境是在美化,对市民也提供了新的去处,但是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这些项目的同质化、雷同化有违我们原来所说的目标宗旨,就是说要彻底的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而不要把它引向单纯经济的追求,因为对都市周边的乡村来说,脱贫已经不是主要的任务了,而是如何锦上添花,如何移植新的产业,如何和城市之间有机结合,凸显自身特色,形成新的都市发展机制。这个方面的工作还要做好做实。
这也反映了多年来我们一方面搞文化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可是由于缺少监管与惩戒,投入的资金很多都落入了私人的腰包,最主要是演艺界用他们明星歌星的身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良的诱导,不良的倾向,已经废弃掉的“一切向钱看”又被他们重新拾起。
在文化建设中需要加强法治,没有法规约束的文化是胡来的,文化也不是放任自流就算发展的,对它也必须要有所制约。
1、迷信与俗信
在民间信仰中存在“迷信”和“俗信”两个概念,由于对这些概念的不甚了了,导致人们在文化建设中时有茫然。
所谓“迷信”,是非理性、反科学,对个人和社会有害的迷狂信仰。它造成破财残身、诲淫诲盗、扰乱秩序、破坏生产、形成黑恶势力等有害结果。
所谓“俗信”,指与古代的巫术、宗教相联系,但在长期的传习中已转化为惯习性行为的信仰风俗。它因渐变为民俗信仰,对生产、生活没有破坏性的作用,甚至能成为生活的点缀和地方的特色。例如赛龙舟、跳五猖、敬祖先等民俗事象等,就是无害的俗信活动。
俗信是一种正常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我们追踪它的源头,它是和巫术和宗教相联系,但在长期的传习中,渐渐已经淡化为一种惯性行为。作为人们的习惯和风俗,它不害人、不害己。比如说贴春联,现在看是喜庆的,其实原来是用以辟鬼的。它从桃符演化而来,它原来出于对阴阳交替、岁时更迭的一种惶恐,在除夕之夜要用红纸写上吉语的春联把它压住,它本来是信仰,但已经成了一种无害的习俗,不仅如此,相反还能成为我们节日的装点,成为我们的岁时文化现象。
在今年高考的过程中间,在苏中姜堰中学的考场前竖起了很多的塔香,是考生的家长用以为考生祈福的。每个塔香都很高大,烧它几天都烧不完,而且还有人也烧纸钱,搞得考场外乌烟瘴气的。这是一种新冒出来的迷信做法。
第二个是在福建的龙岩中学门口,一群送考的家长穿着旗袍,说是叫“旗开得胜”。有的还说高考三天中要换三种颜色,第一天穿红叫“开门红”,第二天穿绿色叫做“一路绿灯”,第三天穿黄色叫“黄袍加身”,可以中状元。
这又是一种新的信仰。像姜堰中学门前的烧塔香是迷信,因为它破费钱财,还造成一种对社会世风的败坏,造成对考场秩序的干扰,这种把考场当道场的做法,就属于迷信。龙岩中学前送考家长穿旗袍就算俗信,因为它不害人不害己,对社会没有太大的破坏,只是一种心理的寄托而已。这是一个新的迷信和俗信的实例。
2、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二个我要说的概念就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现在说的非常时髦的话题。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存在形态的角度对文化遗产所做的拆分。 其中,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文物,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指精神、语言、行为等无形的文化现象。经过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包括项目列入名录、传承人认定、文化保护区的建立等,文化遗产意识已深入人心,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是,不能不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是有偏颇的。
且不说各地所谓的“非遗”展览拿出的展品几乎全是物质的,就大部分“非遗”成果说,没有最终的物质文化成果,那些精神、语言、行为、流程等也是看不见或不存在的。因此,很多人对泥塑、木雕、石刻、刺绣等称作“非遗”很不理解,认为这些明明是物质的文化成果却偏要叫它为“非遗”,这就是概念带来的困惑。
实际上,非物质文化离不开物质载体,文化艺术最重要的呈现方式是成果,没有成果其过程或技艺因无所附丽而失去意义。而文物若少了非物质因素,也成为没有意义的一堆东西。它们互联互补,同在共存。若只从一个角度去看,难免有盲人摸象之感。“非遗”概念的偏颇正在于此,由于它大多最终以物质形态的成果来呈现,因此,不做“物质”与“非物质”的硬性拆分,而以“文化遗产”称之,较为合适。
我们谈到无锡泥人,谈到剪纸,你就说它文化遗产就行了,不要一定强调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丢掉了显著的东西,丢掉一个主要的,去抓一个次要的方面。
产生这个问题还是因受到日本人的影响,日本学者早就进行了“无形文化”研究,它叫作“无形文化财”,已搞了四十多年,也影响了韩国,后来才传到中国。由于日本学者可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头占据了话语权,便把他们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拿出来被联合国的官员所接受,改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形成条约。这个工作本身是积极的,有意义的,我只是说这个概念本身有它偏颇之处,它是盲人摸象的结果,硬性把一个合在一起的东西拆了开来。
我们中国的学者要有自己的话语权,尤其是我们要建设大国文化更要有自己的发言权,所以尽管我们在联合国签约了,我们要遵守这个条约,我们去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但是我们从理论上,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去进行修正,去参加讨论。没有话语权,或者主动放弃这个话语权,是一种自卑的表现。
3、传统村落与古村落
目前,由国家住建部所主导的“传统村落”保护工程,已在全国推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文化成果。作为抢救性的文化建设任务,它是必要而及时的。
不过,用“传统村落”的概念取代先前沿用多年的“古村落”的名称,亦有偏颇之处。因“传统”指某种沿袭的风格和样式,人们可以把新建的某种旧式的风格称作传统的,而不一定把文物性的旧物才称作“传统”。例如,南京老门东等一类的仿古街道,在全国到处有之,人们把它们当作传统街区夸张地称作“老街”或“古镇”。相比之下,“古村落”先肯定了村落的古旧特点,强调出了它的文化遗产的性质,进入保护视域本理所当然,而“传统村落”可以是某一时代风格的重建,即人们所说的“假古董”。因此,现行的“传统村落”的概念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并引发实践中拆真建假的错乱。
下面想就几个具体问题,再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实践上有几个分不清。
实践上的分不清
分不清外来的与本土的。例如,除夕寺庙撞钟系日本文化。(不究由来)
分不清传统与潮流。例如,福字倒贴。(糊涂跟风)
分不清节庆的时效。例如,景区、老街时时挂红灯。(不明传统)
分不清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例如,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图标为双凤、婚礼上的交杯酒并非勾膀子酒。(胡乱策划)
一个就是分不清外来的和本土的,这样的话就是把外国的东西,当成自己的东西在搞,我们自己的东西,反而被挤压和丢失了,如果说我们知道它是外来的,但是我们需要它补充我们的生活,那是正常的,我们自己的东西没有受到破坏,但是我们又引进了一些健康的正常的外来文化,那是好事。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是国外的,却把它当作我们的传统在搞,破坏了我们的传统那就不好了。所谓的除夕听钟声,那是什么呢?日本文化。因为日本人他们在明治维新之后去中国化,把中国的旧历年废除,然后把它移到罗马历的1月1号作为新年,它的12月31号就是除夕了,但是它过年的方式还是保留,因为他们以前是属于中国文化圈,接受了中国文化。日本、韩国、越南,都是过中国年的,老百姓上千年过下来了,他这个习惯改不掉,所以也要让他们过年,所以就把12月31号称作除夕,他们叫“大晦日”,实际上就是除夕,这一天撞钟是日本的寺庙习俗。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搞呢?大概在文革刚结束的那几年,由苏州寒山寺全国第一家搞了撞钟活动,是给日本游客听的,不是为我们中国人撞的,因为他们是过年放假了,有机会出国来旅游到中国来了,为了让他们有过年的感觉,寒山寺搞了一个人性化的活动,安排一个撞钟,学日本的宗教民俗给他们听听钟声。开头几年是没有中国人跟着听的,后来过了七八年,通过媒体报道以后大家知道了这回事,陆续有一些中国人跟在后面听,到最后大家学起来了。那时我记得南京已经开始搞除夕撞钟活动的时候,报纸上登出的消息说北京不撞钟,北方没有这个习俗,但是没几年也传到北方去了,全国到处除夕撞钟。可怕的是最近几年又发展到我们的阴历除夕去了,现在不只是12月31号了,我们阴历的除夕寺庙又搞撞钟活动,这个就更不不正常了!为什么呢?除夕撞钟这个活动它不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除夕之夜被中国人认为是阴气最重的一天,就是说旧年一天天的消亡,到除夕是一年中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时刻,就是阴气越来越重,因为旧年要逝去了,犹如行将死亡,阴气很重。因此,我们除夕的民俗很多是为了辟阴。为了除阴,放爆竹也好,贴春联也好,吃团圆饭也好,几乎所有的除夕的民俗都是围绕这一个主题。神祠小庙或佛寺阴气比较重,佛教东汉传入的时候,发现中国人对丧葬风俗特别重视,所以就从丧葬习俗找到突破口,开始楔入,于是早期的佛教造像就出现在魂瓶、钱树这些随葬品上。由此,佛教和道教之间做了一个自然分工,道教就管活人的事情,延年益寿,小孩渡关等,叫做“道教管延生,佛教管往生”。死人都是和尚念经,没有道士来的,所以被认为佛寺的阴气是比较重的。这样我们试想,在一年中阴气最重的那个夜晚,我们中国人怎么可能去到阴气较重的佛寺去呢?日本虽然接受了中国佛教的东传,接受了铸钟技术,但是它在文化上有所接受和改造。除夕撞钟现在向我们的旧历年去拓展,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而且很多人都不知道它是日本文化,还以为是搞了非遗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复活。
再比如说分不清我们传统和时尚的一些东西。婚礼上现在人们都喜欢喝交杯酒,有的说电视上看来的,有的说是集体婚礼上看的,我看古装戏上很多也是拍错的,这种喝酒的方法哪是古代婚礼用酒呢?这是以前地下帮派社会结义时候的喝法,拜兄弟、拜把子的时候拿着大碗酒这样喝,这种大大咧咧的方式不是我们东方小女子应该有的风尚。中国古代的女子,头上顶着盖头,第一次到夫家,怎么在大庭广众之下和她也许还是第一次见面的丈夫手挽手喝酒,简直比洋婆子还泼辣,所以这显然是做错了。
福字倒贴也是有问题的。福倒贴是因为当时银行发给大家,就是印好的是个倒的,逼得人家老百姓回家去倒贴,同时也是受电视剧影响,或者受赵本山的小品影响,舞台上面福字倒贴也是误导。福字是不能倒贴的,倒贴福字它是一种巫术行为。是因为家里头有问题它才倒贴,不是说不能,一般正常情况下是不会倒贴的,除非灾祸连年,除非穷愁潦倒,自认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需要翻身脱贫才倒贴。正常情况尤其是大的福字,一定是正贴。只有小的巴掌大的小福字,才有倒贴到马桶、痰盂、脚盆、污水盆、垃圾桶上,就是污秽的东西倒出去换回一个正福来。这些情况也是因为分不清传统和时尚的关系,出现了一种错误。
再比如说现在分不清过年过节,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节物,其中最显著的一个,我感到很刺眼的就是每到一个古街,哪怕仿造的古街区到处挂着红灯笼,这就不对了。挂灯笼也是有期日的,它在节日的时候,尤其是在春节期间,它是到十八落灯的时候就要停掉的,而不是通过灯笼来作为装饰,当然你说通过灯笼来造气氛来造景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你要考虑到是按照民间的风俗传统来建造的街区或者仿古村落,最好还是应符合我们的传统。
3、文化建设要加强文化研究和文化教育
我们的文化建设旨在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普及文化理论及相关知识,倡导多读书,求甚解的社会风气,引导摆脱快餐式文化消费,鼓励全民参与文化建设,并在这一过程中牢固树立对自身文化理想和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
加强文化研究和文化教育有助于消除建设中的困惑,促进我国的文化发展,并且也是避免走入误区的最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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