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何晞宇

文学史与文化史交叉研究学者王学泰于2018年1月12日清晨6时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六岁。王学泰是在中国游民社会和游民文化研究方面卓有建树，并提出了“游民知识分子”的概念。他的研究成果被学界认为是中国当代三大人文发现（其余为吴思的“潜规则”、余英时的“士文化”）。

王学泰生前曾为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室研究员，最初偏重中国古代诗歌史研究，与人合著有《唐代文学史》、《中国诗学大辞典》等，并重新校点了《杜工部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王学泰的研究兴趣转向对《水浒》、《三国志演义》等古代小说中游民文化和游民社会的研究。

王学泰曾告诉媒体，他进过监狱，又在农村呆了快10年，“我在最坏的人身上，不仅看到了人性之恶，甚至是社会之恶的浓缩。我为什么要写游民？就因为我在狱中净看到这些人、这些事。”

2002年，王学泰从社科院退休，以专栏作家和时评人的身份活跃于媒体。出版了多部游民文化相关著作、文学史学普及读物以及自传性作品。201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王学泰的回忆录《监狱琐记》。

文化改变命运

1941年3月12日，王学泰出生在北京南城的一个小四合院里，父亲原是来自山西清源（现为清徐）的一名手工业学徒，16岁扒火车到北京做工，用王学泰的话说就是“农民工”。王学泰出生前，他的父亲已经拥有一个地毯厂。但“七七事变”后，由于日本人不许民间经营羊毛用品，地毯厂的生意一落千丈。

王学泰

从脱离宗法的农民，成为手工业者，又从手工业者变为游民，再从游民身份直接到暴发户，此后又向社会底层跌落，王学泰见识到父亲“为了生存，什么都敢干”。父亲的经历对此后王学泰研究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

王学泰的父母都识字，尤其父亲还念过数年私塾，可以看报。母亲颇“迷信文化”，觉得“文化能够改变一切，包括人的教养性格，前途命运”。王学泰是家中长子，被父母寄予很高期望。三岁时，家里便请了人教他识字。而此后王学泰成长过程中“疯狂”的读书行为，也因此受到家人的默许。

王学泰从小爱书，自称在读书上自幼患了“饥渴”症。小学三年级，王学泰接触到平生第一本小说，《三侠剑》（主要作者为清末评书艺人张杰鑫，以清康熙年为背景，描写绿林高手神镖将胜英等人侠义故事）。王学泰读书人生便从对武侠小说狂热开始了。

1954年，王学泰考上北师大附中。师大附中以南200米处便是北京著名的旧书市场—琉璃厂。王学泰上省下饭钱、零用钱，一有空就到琉璃厂淘书。除了小说，王学泰还开始喜欢诗词以及先秦诸子的文章。从线装《论语》到“扫叶山房的石印本”，到大学毕业，王学泰攒的书已达上千本。

北京琉璃厂书摊旧影

王学泰偏爱文科，尤其喜欢古典文学。他曾撰文称有3部书对他人生影响最大，从中学时起就一直不断的读，它们是《史记》、《杜工部集》和《鲁迅全集》。由此可以看出，王学泰虽然爱好古代经典，但着重在现实主义的作品。

王学泰一生尊敬鲁迅，并认为鲁迅对“传统中国的认识和分析之深刻，迄今无出右者。”

北海西门的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也是王学泰最爱的去处之一。由于北图不接待初中生，他和同学便把学生证上的学历页撕掉以冒充高中生。等到上高中，王学泰几乎每天放学都去图书馆看书，直到晚上9点半图书馆关门。

王学泰的高中同学闵家胤（原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给他立过一个小传，称王学泰“白脸虚胖子，睡眼惺忪外号Cnamb（俄文“睡”）”，在“旧诗词、旧小说的熏染下成长起来”，而且向往的生活就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

一蓑烟雨任平生

王学泰在社科院的同事么书仪曾回忆，“我和王学泰虽然都是解放后上的学……可我们俩其实在人的质地上不属于一个档次：他是’什么书都爱读’，我是’老师让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他是’什么事都会想想对不对，容易质疑’，我是，’老师说什么、家长说什么、报纸说什么、国家说什么、党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1958年10月，在北京六十五中上高中二年的王学泰和同学一起下乡协助秋收。开讨论会时，16岁的王学泰说，“这次我们到农村来听到更多的关于大好形势的讲话，像亩产120万斤小麦等等。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我想明年我们再下乡，再来这里会看到的”，随即被指责“态度不端正”，受到处分。

1960年，王学泰因高三操行表现不错，被北京工农师范学院（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但四年后，王学泰大学毕业因为“好思考、好质疑、好聊天、爱说风凉话”的本性，被定性为“反动学生”，不能毕业也失去分配工作的机会，由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昌平区南口农场劳动改造3年。

王学泰曾用李泽厚的话评价自己“长期在外力和内心压力下，知识少而忏悔多”，比诸多文学界前辈很“平庸”，直到有了后来的一些挫折经历，才“见过了许多市面，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之事，也见到了一些难得一见之人……”

1970年，王学泰被分配到房山县某山区中学教书。在此期间，琉璃厂的一些书店恢复开放，王学泰重新开始收集各种解放前出版的旧书和古书。

1973年，他利用闲暇时间写了《红楼梦韵文注释》，并将其中一本参考读物《推背图》借给他人，但又没能“管住嘴”借书内容议论时事。借书之人后来被逮捕，王学泰受到牵连，于1975年3月，在房山被拘留。

1976年7月26日，34岁的王学泰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先关押在北京看守所（K字楼），后转入北京第一监狱直到1978年被平反。

虽然被判入狱给王学泰和家人都带来很大的打击，但王学泰还能从同关押的犯人中看出一些感人的特质，甚至报以一定同情和理解。

如蹲了28年监狱的杀人犯刘永志，王永泰觉得他“无知又讨厌”，同时也能看出他经历大半辈子的关押生活，“也许除了监狱，他也没有过过多少时候的正常人生活”。

木匠马宜出身贫困，满脸褶子，一笑如“狗窦大开”，因参与武斗和一些反动言论被捕。王学泰觉得他憨厚且有能力，“手艺心思和他的粗陋的相貌成反比”。

王学泰所在的分队，有文化的居多。做为中学教师的他，常为人解惑，在监狱里也被叫做“王老师”。他的狱友胡智回忆，“狱中的王老师带着黑边眼镜，像个古代秀才，我们有什么难题都要去问他，而且王老师不管谁问，他都给你解释得让你不懂都不行。”而且王学泰“性格特别好，没有半点看不起谁”。

读书的习惯，王兴在监狱里也没放弃。在K字楼关押期间，他读完了20卷的“马恩全集”。在“一监”时，鲁迅的书不让读，但还能读一些如《随园诗文集》等线装书。

粉碎”四人帮“后，监狱里气氛也逐渐轻松，王学泰得以有更多的空间读书甚至写作。王学泰读完了体量庞大的《小仓山房集》、杜预注《左传》、王力的《汉语诗律学》还有《文心雕龙》等。有时间王学泰还给狱友们讲《离骚》。胡智称王学泰记忆力奇佳，当年在监狱中能一字不落的背诵3000首唐诗宋词。

后来回忆这段时光里遇到的人事，王学泰觉得“号子里的人与当时社会上的人没多大差别”，只是在感情的抒发和发泄上，号子里的人可能比社会上的人表现的更激烈，“所引发的后果更严重，因而更具有震撼性。因为监狱是浓缩了的社会”。

么书仪觉得王学泰有一种“独特的、很现实的考虑问题的方式”，在监狱中能够“以经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身份过日子”，从这点也能看出他对游民社会的深刻认知。

闭门著“江湖”

1980年，王学泰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成为学术刊物《文化遗产》的编辑。王学泰称这终于令他“摆脱了长期对书需求的饥渴状态，进入了温饱和小康”。

在《文化遗产》担任编辑期间，王学泰零星发表了一些读书随笔、历史典故类文章。么书仪当时在社科院古代文学研究室工作，办公室离《文化遗产》编辑部很近，因此结识了王学泰。他回忆王学泰“记忆力超好，遇到生僻的典故或者历史上的人和事去问他，他经常张口就来”。

1988年，46岁的王学泰被调入古代文学研究室，才真正开始从事“闷头读书”的研究工作。王学泰长年阅读各类“杂书”，积累的跨学科知识功底也逐渐在此时显露。他在研究中发现在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弘扬的精英文化之外，在底层社会流行着一种“游民文化”，这个文化还常常有贯穿社会各阶层的能量。

1990年代初，王学泰研究古代通俗小说和秘密会社关系的著作在香港出版，初名《游民的理想与现实》，出版社后改为《中国流民》。

此后，王学泰一边从事文学研究，一边继续对小说中游民文化进行探索。王学泰称游民不是流氓，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荡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在风雪中拉车的人

1994年，王学泰在《文化遗产》上发布论文《论水浒传中的主导意识——游民意识》，这是王学泰首次在内地发表有关“游民文化”的文章。1996年，王学泰的“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文学关系”申请到社科基金资助，并成为当年社科院文学所制定“九五”科研规划项目之一。

1997年，王学泰在编辑“学人文库”丛书，其中也有他的文集《燕谭集》，当中收录了9篇关于游民文化与游民社会的文章。

出版社托王学泰邀请名人为文集做些点评，以供宣传用。王学泰因此找到原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没想到李慎之看到《燕谭集》中涉及的“游民问题”后，产生了浓厚兴趣，尤其是王学泰文中引用的一个新材料——1973年发现的明代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引起李慎之的注意。

李慎之

《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唱本讲述了刘关张结义之初，刘备指派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对方全家，以杜绝“回心”。但张飞心软放走了关羽怀孕的妻子，后生子关索。关索长大后要认父归宗，为关羽拒绝。关索大怒，翻脸威胁，如果不依他，他便投奔曹操，起刀兵捉拿自己的父亲。

“这些观念都是与宗法传统大相背离的，反映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进行冒险生涯时的心态。”

李慎之向王学泰要来30多万字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初稿细读，并建议王学泰增加了“朱元璋”一章。

1998年出版前夕，李慎之为该书写了写了一篇长序—《发现另一个中国》。他在序中说，“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支配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不能认为是完整的。”

鲁迅笔下的阿Q就被王学泰称为“游民”代表之一。著名学者钱理群曾撰文表示，“阿Q就是游民”这个结论“一语道破了我们多年争论而说不清楚的阿Q的典型性问题。”

江湖游民的落幕

王学泰在对游民文化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游民知识分子”。它囊括了活跃在宋以及宋以后的一些难以归类的文人，如身世至今难以查清却影响巨大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等。王学泰认为他们多少继承了传统文化，“但又不能循规蹈矩，走传统为社会中各种角色所规定的道路。”

1957年，北京天桥，摔跤的江湖艺人

这些文人用笔创造了一个游民的理想世界。王学泰曾用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打比方。韦小宝跳出原则和规范，靠着“流氓手段”，无往而不胜，离大位仅剩一步之遥，却甩手而去。

“如同阿Q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话，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性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小宝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的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得今人赞美。”

金庸看到了游民的能量，看到了他们贯穿社会阶层的力量，以及与之相对应士大夫阶层的懦弱，但王学泰认为金庸没有看到游民的无原则性，“作者似乎不太介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就像李慎之所说，游民最高道德标准是“义气”，向往无法无天的自由，一方面英雄豪迈，一方面鱼肉良善，但与“法制是完全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

“阿Q的一些游民思想可能在每个人的身上多多少少会有体现。怎么来的非常复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建立公民社会、法治社会，这是中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