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瑾瑜

潮汕书院滥觞于宋，旺盛于明、清。潮汕书院建置与我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尽管潮汕书院经过历代各朝的发展成为府、县、都的多层次书院网络。但不管层次高低，建筑规模大小。书院建置的物质文明，皆注重“道德以为之地，忠信以为之基，仁以为宅，义以为路，礼以为门，廉耻以为垣墙，六经以为户牖，四子以为阶梯，求之于心而无假于雕饰也”的象征喻义。这是华夏小分支潮汕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在书院的具体反映。

一、书院建置的分类及其特点

潮汕书院建置的发展受历史文化人物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所决定。大致可分为三种性质。

1.历史性建置的书院

历史性建置书院多与历史人物、创建者或名儒大师的学术活动有关。南宋理学传入潮汕创办的书院精舍。郑国翰，绍兴十八年（1148）进士，与朱熹同科。后郑国翰还乡，在揭阳蓝田飞泉岭讲学。朱熹来游讲学，还为郑国翰大书“落汉鸣泉”四字，直到今日，这四字摩崖旧迹犹在。这是潮汕名家学术活动的端倪。明代潮汕王学“骨干”薛侃兄弟子侄、杨骥兄弟、陈明德等人积极不遗余力地在潮汕传播阳明学说。此外，还有揭阳县城南南溪精舍，海阳县闢望村（后是澄海县地）的太极精舍。这些书院（精舍）俨然成为当时潮汕乃至闽、粤、赣边区域的学术中心。

潮汕书院的因人而设还表现出另一种特征，在那些名师大儒涉足地方，建有一些带有纪念性的先贤的书院。如宋元祐五年（1090）知州王涤以韩公有造于潮，创办岭南较早之一的书院，即韩山书院。嘉泰年间，潮人为纪念曾贬来潮为官的宋名相赵鼎，在潮汕创办得全书院。这些历史性建置书院表现出山林化、以人为重、因人而设，也表现出学术性办学的自由性特点。

2.官学化建置的书院

明中期，由于官办明伦堂的退废，潮汕官员于正德、嘉靖年间将原作为儒学辅助机构的韩山书院屡为整修，尤其在嘉靖七年（1528），经被贬为海阳县教谕、名臣陈察的请求，潮州两任知府相继修葺祠宇，清复被占田产，新建道堂（讲堂），广开斋舍聚纳众士子。使韩山书院成为潮汕地方儒学（府学）重要的补充与辅助机构。这时各县普遍设置官方书院。嘉靖二十七年（1548），潮阳知县刘景韶在县城北创建该县第一所书院，“以为诸生讲习之所，名曰‘北城书院’,一时名士多藏修其中”。创办于明隆庆六年（1572）的澄海县的冠山书院、崇祯二年（1629）的揭阳县的文起书院等也都由各知县出面公建起来。这些书院和潮州府韩山书院都作为生员肆业及聆听长官训诲之所，有些书院还为士子提供会文及科举的部分费用。

其次是书院官学化使书院设置出现由山林逐渐向城镇靠拢的趋势。本来理学的蓝田书庄、王学的岩洞书院追求的是清静的读书环境，故多选择山林胜地，远离尘嚣。若官学化书院也仿其环境位置，这就给官方控制带来不便。另一方面，府县治都建于城镇，使城镇成为潮州府及府属各县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而城镇的发展又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书院向城镇靠拢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不过城镇环境毕竟过于嘈杂，且其地有限，故书院往往设在城郊。如揭阳县的榕江书院、潮阳县的棉阳书院、饶平县琴锋书院等，这是潮汕城郊型的书院建置主导地位的模式。

3.绅士商贾创办的书院

潮汕绅士是以儒家的修心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准则，向来重视教育哺育优秀人才。明时潮汕绅士们办的有薛中离书院、玉华书院、玉林书院、南溪精舍等。这些书院大多是学术研讨的书院。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在潮汕开始萌芽与发展，后来由于汕头开埠，经济发展较快，而汕头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比较早，给教育带来经济上的有力支持。且商人从培养自己子弟的目的出发，也兴办书院。光绪年间，海阳县几所新创办的书院便是由富商们捐款而兴办的。方耀在潮州于光绪三年（1877）兴办金山书院，除了有公款资助外，还得到当地商绅相当多的捐款。由于绅士的捐款，潮州府属各县这时候新建很多书院，如海阳有金山、三山、西关、上莆等书院，潮阳有六都、奎光书院，加上普宁、惠来等县新建书院有十多所。这时潮汕共约有书院54所，平均每县约有8所。但实际上府治属邑海阳为最多，有18所，而像饶平、澄海、惠来、普宁等每县仅有3－5所。

二、风水理论与书院建置

潮汕书院建置的具体定址及环境营划与传统的风水理论之间有着繁杂关系，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对居住环境的选择与处理，以满足潮人避邪就吉的心理需要，综其理论为两大类：形法和理法。形法理论注重山川形式与宅形格式的自然环境配属，以推导吉。理法理论则注重山川形气与宅居方位的布局及空间组织，以推导吉凶。故无论潮汕官方与民间的书院建置也受其影响。

首先是与书院选址的关系。

潮汕书院造址注重风水相地，讲究“气”、“势”、“脉”。“气”有“天气”、“地气”、“阴气”、“阳气”、“风气”、“水气”等。“气者，形之微；形者，气之著，气隐而难知，形显而易见”。因此，潮汕书院选址“凡看地……总以气为主”。10“势”则是书院周围群峰之起伏形状，讲究势远形深。“脉”即“龙脉”，所谓“山地观脉，脉气重于水，平地观水，水神旺于脉”。故“脉”又可分为“山脉”与“水脉”。潮汕风水家正是利用这对山水自然形态来判断院基的吉凶，从而作出最佳选择的，潮汕各时期选择书院基址都颇费周折，如方耀选择金山书院亲自踏勘几次。

其次是与书院环境类型的关系。

潮汕书院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是山、水两大要素的配属与组合。

第一类为背山面水型，即背枕山丘，面向河流或湖泊11。这种类型在风水学属基本“吉形”，所谓“阳宅须教择地形，背山面水称人心”。12如潮州府属韩山书院，海阳县的玉华书院、宗山书院、龙湖书院，潮阳的龙首书院、贵山书院，揭阳的蓝田书院、兴道书院等。

第二类为三面环山、一面向水型。此种环境颇为风水说所推崇，所谓“山屏水障”，“藏精聚气”，“钟灵毓秀”，为最佳吉形。如揭阳的宝峰书院、惠来文明书院。

第三类为依山傍水型、山水分列书院两侧。这与风水说所谓阳宅“枕山襟水，或左山右水”亦是相通的13。如揭阳榕江书院等属此。

第四类为三面环水、一面背山型，外部环境以水为主。在风水说，此种形势便是以水为龙脉的，水抱之势亦为吉形，符合“水注而气聚”的说法。如潮阳县海门莲花峰书院。

再次是与书院建筑朝向的关系。

这多数是由风水理论所致。理法以八卦、十二支、天星及五行为纲，特别重视建筑的坐向与方位。潮汕书院建筑多为坐北朝南。这是潮汕所处的季风带和气候带来的影响的原因，为的是向阳取暖与背风，坐北朝南本是潮人对于地理气候的适应而总结出来的经验。可潮汕风水家对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大加渲染，将“山北为阴，水北为阳”等总结为“居阳背阴，谓之大吉”的风水纲要。于是在潮汕传统建筑中坐北朝南的建置便沿袭下来。

风水说又将这种坐北朝南的宅基方位称谓坎位，其余分别以离卦位（南向）、巽卦位（东南向）、震卦位（东向）为三种吉向，并以东南向为最吉方位。如乾隆二十年（1755）建的潮阳谷饶贵山书院坐北偏西向南偏东14，道光四年（1824）以原忠贤祠改建的潮阳海门莲峰书院坐北向南的方向15，澄海莲砂书院座东向西以及绿波书院为坐南朝北向16。这是它们由于山形地势所致，但与风水说不无关系。故潮汕书院大门的朝向亦多居中向南或东南、西南。如韩山书院、金山书院、绵阳书院的大门，大体而言，一半居中，一半重视东南方向（巽位）。朝西、西北、北、东北向者则极为少见。

风水说作为潮汕的一种世俗文化，不仅仅是一种迷信观念。剥去其荒谬的外壳，其中也包含着潮人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生活经验。风水说的产生如此，潮汕书院之所以受其影响亦正是在此。

三、内部格局的文化象征

潮汕书院不仅在外部环境上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意蕴，内部建筑也具有以礼作为等级观念的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

礼的核心是序。“礼者，天地之序也”，这种序的本质含义是贵贱有别，长幼有差的等级秩序。所谓“礼也者，合于天时，没于地财，顺于鬼神，合于人心，理万事者也”。17这一观念反映在潮汕书院传统建筑内部空间的一条中轴线上，以强调君、臣、父、子垂直统治的礼的秩序。这当然隐括礼文化的含义。潮汕有个别书院虽受山形地势的限制，无法在总体布局上取这一样式，但其中主要的建筑如讲堂、祠堂、书楼等，总是处在中轴线的位置上。其内部的空间布局有几种形式。

（一）二进式

潮阳贵山书院、澄海的绿波书院、饶平的琴峰书院、揭西的云岭斋等为二进式书院。其一般建筑模式：第一进为仪门，第二进为讲堂或附祭祀堂，东西两厢为斋舍，前后左右四室多为服务设施18。潮汕书院一般一层建筑，有些是多层楼宇。如饶平琴峰书院，前厅与两侧是二层楼房，连接成凹字形，两侧楼上、楼下各筑成十间小房子，作为生员宿舍。前后厅中间是一天井，靠后厅天井砌拾级台阶梯，后厅因地形高，地基约与前厅楼板持平，两侧各有大房一间，居高临下，显其书院特色。19

（二）三进式

澄海的莲砂书院、潮阳的莲峰书院、饶平的一峰书院、揭西的鸿溪书院等为三进式书院20。一般建筑格局：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讲堂，第三进为祠堂、文昌、魁星楼、藏书楼，东西两厢为学斋。如潮阳莲峰书院，“结构为三厅二天井”，书院原是忠贤祠扩建，后厅仍供奉宋文信国和元张鲁庵两塑像，还有忠贤祠倡建者吴隐君。

（三）多进式

潮州韩山书院、普宁昆冈书院、揭西“三近轩”书院等是多进式书院。其四进式格局为：第一进为大门，第二、三进为讲堂或大堂，第四进为祠堂、藏书楼、文昌、魁星楼，东西两厢为学斋。五进式格局为：第一进为大门，第二进为二门，第三进为大堂、讲堂，第四进为讲堂、文昌阁等，第五进为祠堂、藏书楼、文昌、魁星楼，东西两厢为学斋。如昆冈书院建筑格局：书院门楼一间，曰“昆冈书院”进而“蕰玉堂”三间式，中为讲厅，旁一为掌教书房，一为掌教卧室，堂后高阁一所，八角二层楼，楼上供韩文公像，并藏经书，阁后还有一轩名“琢玉轩”。两厢有诸生学舍和厨房厕室21。

潮汕的书院建筑规模大小其主要建筑如讲堂、祠堂、书楼等都在中轴线中，而斋舍及辅助设施多居两侧，而且这与礼所强调“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的观念正相吻合。而“中”与“尊”同义。尊者居中，卑者辅侍左右，潮汕书院的空间布局正体现这种关系。

此外，礼制强调的是君臣父子的垂直等级划分，因而潮汕书院建筑构宅是越后越尊贵，即在中轴线上的建筑，一进尊于一进，表现出显见的主从性质。如讲堂、祠堂一般都居中或靠后，尤其是先圣先师殿祠以及文昌、魁星楼阁大多居后，是至尊的象征。这是因为虽然书院是以讲学为中心的教育机构，但如果说讲堂是使先圣先贤精神发扬光大之地的话，那么祠堂楼阁正是这种精神的来源地，它们设在讲堂之后，仍是合乎礼制要求的。

然而，事情总有限度，一味地强调序分，只会造成极端的冲突，儒家是十分懂得这一道理的，故有“礼之用，和为贵”的说法。“和”就是在等级序分的基础上求得一定的调和，使潮人对礼之序分求得认同，以利于群体的和谐。要取得这种和谐，古人以为可以借助于“乐”。“乐者，天地之和也。” 因为，“乐合同，礼制异，礼乐之德，管乎人心矣”。22

这种思想体现在传统建筑上，便是重视建筑布局的对称与平衡的美感。潮汕书院空间布局以中轴线为主，以两侧对称的斋舍设置为辅，组成一个有机的结构，正是体现这种平衡和谐之美，同时体现教学相长、师生平等的观念。

四、空间组构与功能

潮汕书院建筑除体现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意蕴之外，也与其本身的功能有关。潮汕书院是有讲学、藏书、祭祀、生活、游息、谷仓以及面向社会的文化学术交流等功能。尽管潮汕个别书院没有这种齐全的功能，但讲学、藏书、祭祀的三大事业，则是潮汕大多数书院所共有的。这一特点在潮汕的书院建筑上也反映出来。

其一，讲学与空间组构

潮汕书院主要活动是讲学，故韩山书院、东山书院、榕江书院、琴峰书院、冠山书院等建筑，在整体布局上总置讲堂于中轴线。但由于书院教学一般不分科目，像韩山书院、瑞光书院讲堂多间，但都集中在一处，构成一个整体。这同现代分科教学楼的形式是不同的。

潮汕书院的讲堂是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场所。潮汕书院的教学方式是重视师生切磋，对话交流，鼓励质疑问难，因此潮汕书院讲堂面积较大。如“瑞光书院，中间有一大厅堂，可容三百余人听讲”23。潮汕书院的讲堂大多是面阔大于进深或与进深相同的横向形式。如潮阳莲花书院中厅长8米，进（深）3.7米24。这样适合与以老师为中心的研讨式教学，像薛侃在中离书院讲学时，“先生每临席，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不下数百人”。25

此外，由于书院教育面向社会，凡有志于学者，均可前往听讲，明潮籍名臣翁万达，少时家穷，无钱缴费入书院读书，但经常到书院听讲，成为潮汕的美谈。26由于“旁听”者多，讲堂再大，也难以容纳，故书院讲堂前大都有一个较大的庭院，常是书院中最为宽敞开阔之地。而且多数书院讲堂的前部对前庭完全敞开，无论是庭院式、廊院式，还是天井式，都是为了使讲堂的空间得以延伸扩大。如莲峰书院前天井8×7.2米的面积，有如一个小“广场”。

其二，祭祀与空间组构

潮汕传统教育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非常重视学统与师承。重师之道，汉代已传入岭南。潮汕宋、明理学更加突出，辩明道统从来就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种尊师重道的传统发展至极点，便出现祭祀先圣先师的活动。

潮汕书院先是祀奉孔子，在祭孔时也祭其弟子，后科举又祭文昌帝君与魁星，以保文运举业。明代又增加贤牧，乡贤之祀。如义安书院祭奉海阳知县金謐，27虞山书院祭奉海阳教谕陈察28 。但潮汕书院由理学而兴盛故其祭祀特重学派学统。海阳中离书院、南溪精舍、宗山书院皆“祀奉阳明先生”29，澄海冠山书院“祀奉朱文公熹”30。之后“书院之建，必崇祀先贤，以正学统”。书院祭祀终于蔚然成风，成为书院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祭祀活动的崇高性与重要性，祀堂一般都处在书院建筑中轴线的最后一进，即在讲堂之后。这样既突出讲学为中心，又显示先师先圣的尊贵地位。

为了体现祭祀活动的庄重、肃穆的气氛，潮汕书院祭祀建筑在空间组构上多是独立性与封闭性，与讲堂空间组构有明显的差异。但也有些书院祭祀建筑不处在轴线的后端，如琴峰书院右侧的三公庙，庙里立有孔夫子、关帝君、岳武穆三位先贤塑像；左侧的义举祠，祠内安有在此院任教过的举人名牌位，供人学习、瞻仰31。这不妨其独立性。而文昌阁、魁星楼等建筑的位置更为灵活。如揭阳宝峰书院魁星楼就在书院内，潮阳东山书院魁星楼虽在东山，但在书院外。其独立性显示其尊贵位置。

其三，藏书与空间组构

藏书是潮汕书院的一大功能。为便于管理和保护书籍起见，潮州的韩山书院、海阳的龙湖书院，潮阳的东山书院、六都书院，揭阳的榕江书院、宝峰书院等，其藏书建筑设于中轴线偏后的位置，而饶平的琴峰书院设于祠区的上层楼阁 32。

潮汕书院建筑反映了潮汕社会文化、艺术、宗教、哲学等一系列社会特性。书院外部环境选择在传统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与审美观念等方面表现出人文意蕴；其内部建筑也具有深刻的传统文化象征意义。

25[乾隆]周硕勋：《潮州府志》，潮州珠兰书屋，清乾隆辛已（1761）年版，第72页、52页、52页、71页。

2829 [嘉靖]郭春震：《潮州府志》， 第52页、17-18页、7页、9页。

13 王琳乾：《汕头市志》，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830页、830页。

[光绪] 周恒重：《潮阳县志》，潮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1986年版，第100页。

10《古今图书集成》，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第5986页。

11 廖来保：《潮州市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548-1549页。

12 [明] 陈梦和：《阳宅集成》，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71页。

14 姚作良 陈丰强：《潮阳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第70页。

15 方烈文：《潮汕胜迹·潮阳海门莲花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年版，第93页。

16 张清秀：《澄海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第672页。

17 吴树平点校：《十三经》，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第826页。

181920212324303132 陈历明：《潮汕文化志》，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1985年版，第177-184页。

22《荀子》，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26 黄朝凡：《翁万达传奇》，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27 [光绪] 王延康：《海阳县志》，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1986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