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易论之中国玄学五术

（龙易居士）

《周易》随着历史的变迁，人文的迭衍，古今学贤对《周易》的研究，不仅在人类自然科学领域大放异彩，更是在玄学界异军突起、风起云涌，同时也给后世的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神奇而动人的传说，中国玄学五术的诞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中国玄学源于《周易》，形成于三国两晋时期，因此被人们又称为“易玄学说”、“魏晋玄学”等等，它是在《周易》的核心理论基础之上，再融合《老子》、《庄子》（易、老、庄三者称之为“三玄”） 的“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的道家思想、《孔子》《孟子》《荀子》的儒家精髓（五常：仁义礼智信）、以及由古印度流传而来的佛家因果理念的一个综合学术体系。而中国玄学的渊源传袭更是让人叹为观止而惊为天系。

传说在远古黄帝统治时期，号称“兵主战神”的九黎部落首领蚩尤作乱，与黄帝交战于涿鹿，因为蚩尤骁勇善战，法术高强，“制五兵之器，变化云雾”，“作大雾，弥三日”，黄帝“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九天玄女（即女娲娘娘）的帮助下黄帝击败蚩尤而终得一统天下，而女娲娘娘所授兵信神符被黄帝命大臣仓颉造字而将其记载了下来，这就是后来被人们传为神奇绝妙且争相觅藏的天书《金篆玉函》。

相传在周朝时，姜太公于昆仑山得此秘籍，并用天书之中的秘术助周伐商，结束了殷纣残暴的统治时代。

战国时期，这部天书又流传到千古奇人鬼谷子（王禅）先生手中，这位当时集道家、纵横家、思想家于一身的先贤又将天书中的秘术传给了弟子苏秦、张仪、孙膑、庞涓等人，后来他的弟子们也成为了当时赫赫有名的将相之才而名噪一时，其中孙膑的《孙子兵法》更是流传至今而全球瞩目。

秦汉时期，张良因谋刺秦始皇未果，亡匿于下邳（pi），于下邳桥上巧遇当时五大隐士之一的道家学者黄石公，得黄石公三次测试后授予其《素书》（亦指天书），张良凭书中之神技，帮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巩固了大汉江山四百余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期间，也有偶遇奇缘而得此秘籍者，但大都不够全面，如诸葛亮得到的是道术，郭璞、杨筠松得到的是堪舆之术（即阴阳风水术）。

宋朝时，深得《金篆玉函》精髓的是一代鸿儒大学士朱熹。

迨及明朝，集军事政治文学于一身的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1311-1375）少年时，在程朱理学的故里徽州覆船山得到了《六甲天书》、《奇门遁甲》等神奇秘籍（即《金篆玉函》的部分丛书），协助朱元璋创立了大明江山，后淡然归隐，公元1375年三月下旬刘公患病去世前，嘱咐长子刘琏将天书呈献给当时的皇上并要求其子孙后代永世不得修习这门学技，其中缘由令人匪夷所思而不得其解。

《金篆玉函》就这样以神奇的方式代代传承了下来，经过四千多年的风霜雪雨，期间内容或增或删，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五大分支，即：山、医、命、卜、相，被后世的人们统称为：“中国玄学五术”，下面我们来对此作一一简要介绍。

（一）、山：

山也称“仙”，她所包含的是指修心养性、锻炼身体的秘术。“山”也是最深奥、最神秘、最容易被人误解为“迷信”的一种方术。“山”包含《玄典》、《养生》、《修密》三部分的修习。《玄典》即是研习一切可以用来修身养性的好书籍而增其广益，如《老子》、《庄子》、《列子》、《孙子》、《太公阴符经》、《黄帝内经》、《道臧》等古今一切有益书籍来充实自身的思想境界从而参悟宇宙道理；《养生》即是追求健康长寿的吐纳之法（即气功），例如道家的炼丹法，称之为天丹、人丹、地丹；《修密》即是符咒法、压镇法、祈星法、武术等等，利用运动以及精神、意念的统一来提高身心境界的一种方法。也有秘术门派将“山”再分为仙、道、幻、灵、兵五种，而其范围终不离上述三个部分。山是秘术中最不容易达到的境界，严格地说，它是凡人修炼仙道的功夫，是求超脱精神上的追求，普通人难以达到这种境界，只有“医、命、卜、相”流在江湖凡尘济世了。

（二）、医：

玄学“医”包括方剂、针灸、灵疗三个部分。方剂指的是使用药物，根据表里、虚实、寒热，再根据古老的阴阳八卦原理来治疗各种疾病的一种方法；针灸指的是以《黄帝内经》、《难经》而辩七经八脉、穴道，用铜针刺穴道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灵疗指的是以催眠术、暗示法及集中精神意念，利用《祝由十三科》做药引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

（三）、命：

命指命理，就是以人的出生时空，来推测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与六亲吉凶祸福信息。命理的历史可谓悠久，可追溯到上古时代，随着历史的演变，命理学术发展至今已日趋完善，在历朝历代都有深谙此术的奇谋异士辅佐王侯将相而建功立业，像周朝的周文王（前1152-前1056）、姜尚（前1156-前1017），战国时期的孙膑，三国时的诸葛亮（181-234），唐朝的李淳风（602-670）、李虚中（761-813），明朝的刘伯温（1311-1375）等，还有一些隐士，如龙复本（746-830）、陈抟老祖（871-989）、邵康节（1011-1077）、野鹤老人丁耀亢（1599-1669）等等。

命理之术一般经历了以下两个历史阶段。

占星术：即星宿命理学派。代表著作主要有《七政四余》、《紫薇斗数》、《五星术》等。

干支术：即四柱命理学派。上古时期因人类生产力极不发达，无法对神秘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穷通寿夭得到相应的答案，于是就有了上天干下地支配世上和人间一切的思想。用“易经”的话来说，叫做“干道变化，各正性命”，后经儒家祖师爷孔子，这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及弟子的大力推崇而兴起。

我国命理学术的起源较早，大致成型于两汉，主要记载于《白虎通义》和王充（27-97年）的《论衡》著作里面。至唐代得到了飞速发展，基本确定了以一个人出生年、月、日、时（即四柱）的天干地支来推定一生的贵贱寿夭，吉凶祸福。后经五代宋初徐子平先生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命理学术才进入了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历史阶段。元、明、清以后命理学虽然在不断变化与创新中前行，但基本上仍是沿用宋初子平先生的基础理论为宗旨。

命理学术中关于命运之论的典籍很多，主要的古籍有：《果老星宗》、《李虚中命书》、《命理密宗》、《星平会海》、《渊海子平》、《鬼谷遗文》、《孙膑遗书》、《三命通会》、《穷通宝鉴》、《滴天髓》、《神峰通考》、《铁板神数》、《河洛理数》、《子平真诠》、《子平粹言》等等，而现代人的命理学术著作及人士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其中不乏“南邵北廖”（邵伟华廖墨香）之贤能学者。

（四）、卜：

说到“卜”首先须论《易经》，自伏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而总结出规律，远取诸物、近取近身，模仿万物状况，画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东方“魔符”-太极八卦（又称先天八卦）。后经夏商周各代先贤们根据河洛体用的关系及各自对先天易经的感悟，分别变化出《连山》、《归藏》、《周易》之“三易”。易经为之三变，其中《连山》以周天二十八宿，参方圆之理，圆三、周四、边七、径七之数为用而创；《归藏》则用五用十，中央四方为五，自乘为二十五，合于河洛天数，四方四隅加上下为十，十自乘为百，合大衍之数而成；《周易》（亦称易经）是商朝末年，周文王被囚羑里在研习伏羲八卦的基础之上，变先天之体为后天之用，将“对待之易”推衍为“流行之用”，创立了文王八卦，又称后天八卦。先天八卦体现河图为对待，以生为主，后天八卦体现洛书为流行之用，以克为主。《周易》中包含了天地生克的体用关系，至此，整个宇宙的每一个布局都对应了这个“与天地平行”的圭表（即八卦纳甲图），易经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所有数术玄学以卜术最为渊源流长，历史朝代中的军事家们大多精通此术，三国时的诸葛亮、唐朝的李淳风、宋朝的邵康节、明朝的刘伯温、清朝的曾国藩等等。占卜之术，从古老的周易演化而来，如《梅花易数》、《纳甲断易》、《六壬神课》、《太乙神数》、《奇门遁甲》等数术学。有的门派在卜的这一部分中还包括了预言、克应占梦、测字解字、签占、姓名学等方术。

文王八卦经历代先贤的传承与发展，至宋朝已多数被民众掌握并应用，最有代表性的首推邵康节，其应用周易卜筮在当时几近乎于神，并留下了《梅花易数》的不朽巨著。

《梅花易数》以其简单快捷的预测方法,深受易学爱好者们的青睐并得到了广泛应用。古时邵康节观梅花而占人事，后人称这种方法为梅花易数，其实邵康节当时已经在周易八卦预测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也就是周易占卜的最高境界“以道观象，以象言事”。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易数还很肤浅，还不能脱离“象”和“数”的禁锢框架，所以在解析邵康节先生当时观梅而知事的思维时就失之偏颇矣，邵康节先生是观象而直接说事，我们时下理解为观象而起数，用数起卦，再用卦来看事就层次难以相提并论了。邵康节先生观梅言事其实用的是“以道观象”的方法，以道观象是占卜预测的最高境界，比较典型的卦例有观梅占，观花占，寺匾占等等，其实邵康节先生根本没有起卦，直接用当时发生的事来说未来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再根据象在具体中看事件的结果，这是易数的最高境界，世人常言：“会易而不占”，这个“不占”不是不预测，而是不用那些麻烦的预测形式，直接以象而言事也。

（五）、相：

相的部分包括两种：人相、地相。

人相包括手相、面相、体相、骨相、痣相等等，中国手面相学，亦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远在周朝（约在三千多年前），中原各国就已普遍盛行各类相学了。

在先秦诸子中，孔子、孟子、荀子三人与相学关系最为密切，关于孔子与相学的记载，我们从《史记孔子世家》、《翰子外传》中可见一斑。其中记载“存乎人者，眸子不能掩其恶，脑中正，则眸子蚝焉。吸其言，观其眸子……”等等，从中我们可以从外貌、言行中看出其人的思想与行为。其中荀子曾留下了《非相篇》等遗世著作。

两汉时期，相学已经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并且出现了以面相而名闻朝野的相学家。《汉书》中的周勃世家，《楚汉春秋》等书中保存了很多包括以许负、吕公望等相学家的相关记载。在汉代中以许负最为著名，许负本为一妇人，以善于面相而被汉高祖封为雌亭候，根据《怀庆府志》记载，许负著有《德器歌》、《五官杂论》、《听声相行》等。现在我们还常看到很多相书中提到的《许负相耳法》等书，但应该大多数是别用其名而写的相书。如明代周履靖的《许负相法十六篇》就传为她的著作。东汉王充的《论衡》中也有《骨相篇》、王符的《潜夫论》中也有《列相篇》对相学进行专论的描述。又如《汉书》中还有《相人》二十四篇等等，我们从中完全能够看到当时汉代就已经基本形成了相学的理论基础。

魏晋时期，相学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普及,在《三国志》中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相学人物事迹，诸如管珞、朱建平、柳无景等等。

隋唐时期，相学的发展已经到了高峰期,隋唐以后相学进入了成熟阶段，其中隋代中的记载有《隋书》中的韦鼎、来和等，而且《隋书.经籍志》也有《相书》四十六篇、《相经要录》二篇等。

唐代相学发展极其迅猛,史料见于《唐书》中的袁天罡、龙复本、夏荣、丁重、刘思礼、袁客师等。据《剧谈录·龙待诏相笏》载:“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我们把它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唐开成年间，有一个叫龙复本的人，无目而善听声摸骨，每次预言人之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一捻，必知此人的官禄年寿。相传，有一个名叫宋祁的人在朝中补阙（古时某一官位），其人在当时享有盛名，缙绅之士，无不倾心属之，屈指翘足，期望他能贵显通达。当时，另有米乐人萧相国也在谏署为官，二人同一天去找龙复本，将手中所持的竹笏递给他，龙复本拿着萧相国的竹笏摸了好久，放到案上，说：宰相，当摸到宋祁的竹笏说“长官笏”，宋祁听了很不高兴，萧相国说：“无凭这言”，你何必放在心上，一个多月后，二人同在中书，候见宰相。当时李德裕正掌权，威震朝野，未召见之时，二人伫立闲淡，相互调笑，过了一会儿，李德裕突然出来，宋祁用手板挡着脸笑，笑犹未已。李德裕看了看他，回头问左右的人：“宋补阙所笑何事？”，听到此话之人莫不寒心战栗，十几天后，任命宋祁为河清县令，一年多后，遂死在任上，而萧相国则青云直上，历任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不久又为宰相，终如龙复本先生所言。后据唐野史及《龙氏家谱》中记载，龙复本（公元746年丙戌-公元830年庚戌），名谕字复本，系龙氏血缘一世祖龙伯高公第二十六世孙，父霓，先生与朝中侍郎李虚中感情甚竺，共同研习相学命理之术长达数十年之久，后龙复本老而归隐巴蜀绥山之乡潜心修习盲派相学与命理之术，也开启了“江西风水甲天下，巴蜀八字贯古今”的历史先河，形成了江西风水四川命理的两大鼎足格局，后来又授其关门弟子龙源（复本公之次子）代为编撰《盲相大成》、《命理密宗》两大手稿，并立祖训传族不传外，也许就是因为固守自封的原因所在，这些秘籍都消失于茫茫人海的历史长河之中而无从寻觅，甚是遗憾。当然唐代著名的大诗人杜牧，韩愈、白居易也好相学，唐代的相书就多达三十余种。

宋代相学已经相当发达。史记所载《宋史》中的陈抟就见于名上志记。相学家主要有陈抟、麻衣道者、僧妙应、妙方等，宋代文人苏东坡、黄庭坚等也好相学。宋代的相书著作也很多，并且有很多还流传至今，如《月波洞中记》、《玉管神照局》、《麻衣相法》等等。

元朝明朝时期，相学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元代记载的相书和相学名家相对较少，《人伧大统赋》就成书于此时；明代的相学名家比较多，并且出现大量的相书，相学家主要有刘伯温、僧如兰、张田、袁珙、袁忠彻父子，其中以袁家父子最为著名，相学上脍炙人口的《永乐百问》就是来自于明成祖与袁家父子的对问，袁珙的《柳庄相法》被收入《永乐大典》，袁忠彻还著有《人相大成》等。后代流传很广的《柳庄相法》便与袁家父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传统相学发展到明代的集大成之作《神相全篇》也是托名陈抟秘传，袁忠彻订正。相关的相学著作还有《古今识鉴》、《相法全书》、《贵贱定格五行相书》等。其中《麻衣相法》与《柳庄相法》对后世影响最大，《麻衣神相》初出于宋，成书于明，定型于清。

在明代相学发展的基础之上，清代相学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清代相法著作主要有范文园的《水镜集》、云谷山人的《铁关刀》、栖霞山人的《金较剪》、白峰禅师的《灵山秘叶》、石亭的《燕山神相》、高味清的《大清相法》、右髻道人的《太亿照神经》、陈淡野的《相理衡真》、云谷山人的《相图秘旨》等等。其中以《铁关刀》、《金较剪》最为简明扼要，《水镜集》、《相理衡真》特点最为清全，是继《神相全篇》之后的集大成者。

民国时候出现了比较通俗易懂的相书，其中以《平圆相法》和《公笃相法》最为著名，其它的相书有《中西相人探源》、《相法集成》、《手相学》、《成相秘籍》、《女相术》、《秘本相人法》等。

人相学也跟其它学术一样，具有其独到的学理性、分析性和系统性。研究人相学的目的，是要观察一个人的性格、品德、魄力等，明白自己的能力倾向，探知先天的健康状况以及预测自己未来的命运走势，或者个人在某一个时间段或一生中的成败得失，加以趋避。

地相，俗称风水，也称堪舆，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一方面是相活人居所，一方面是相死人墓地。《尚书-召诏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丧亲》云：“卜其宅兆而厝也”，这就是相阴宅，即是用占卜的方式择定地点。

先秦的贤君盘庚、公刘、古公父、周公在相地实践中都作出过巨大贡献，风水师以秦惠王的异母兄弟愕里子最为有名，传说他曾经预测自己的墓地两侧将会有天王宫殿，并已应验了。先秦相宅没有什么禁忌，也没有那么多的迷信色彩。汉代是一个充斥禁忌的时代，有时日、方位、太岁、东西益宅、刑徒上坟等各种禁忌，墓上装饰有避邪用的百八、石兽、镇墓文等。湖北省江陵凤凰山墓出土的镇墓文有“江陵丞敢告地下丞，死人归阴，生人归阳”之语。此时期中还出现了《移徙法》、《图宅术机》、《堪舆金匾》、《论宫地形》等有关风水的书籍。有个叫青乌子的撰有《葬经》，被后世的风水师们奉为宗祖。

魏晋产生了管辂、郭璞这样的宗师，管辂是三国时平原术士，占墓有验而闻名于天下，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托名于管辂所作。郭璞的事迹更加神奇，在《葬书》注评中有详细介绍。南朝宋明帝是个最讲忌讳的皇帝，宫内摊床、修墙必先祭神祈祷，他听说萧道成的祖墓有五色云气，就暗中派人在坟四角钉上铁钉，可是萧道成最后还是当上了皇帝，可见风水之术的神奇之处。

南齐时，衡阳地方有一怪俗，山民生病，都说是先人为祸，必须挖祖坟、洗尸骨，洗骨除祟。隋朝宰相杨恭仁迁移祖坟时，请了五六批风水师前往相地。其中有个叫舒绰的猜中了地下之物器而受到重赏。当时相地最有名的是萧吉，他曾给皇后择吉地，后来他预测到隋朝运数不长，可惜文帝并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萧吉撰有《相地要录》等书。

唐朝时，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得风水，此时出现了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一大批名师，其中以杨筠松最负盛名，他把宫廷的风水书籍挟出，到江西一带传播，弟子盈门，还和巴蜀命理流派双双闻名，形成了“江西风水盖天下、四川八字贯古今”的美誉。当时，风水在西北也比较盛行，敦煌一带就有许多风水师，当地流传的《诸杂推五胜阴阳宅图经》书中就提出了房屋向阳、居高、邻水的原则。

宋徽宗相信风水，曾听信术士之言，垫高西北地势，以便得到多子之兆，宋朝的老百姓也普遍讲究风水之说，《朱子家礼》说百姓家里死了人，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好，再择日开莹。宋代的风水大师也比较多，赖文俊、陈抟、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张鬼灵、蔡元定、厉伯韶等都很有名。明代时期的刘基也十分精于风水，《堪舆漫兴》就是托名于他而成。

纵观历史，先秦是风水学说的孕育时期，宋代是盛行时期，明清是泛滥阶段，本世纪以来风水学在旧中国是很有市场的，然解放后风水在理论上虽然受到了沉重打击，但实践中却还在不断地运用和发展，近年来，随着国际上对风水的重视以及它的适用性，使得风水学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了新的活力，我们说当代是风水整合的更新时期，应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实事来是地作出科学的评价和阐释，从而更好地让其造福于人类。

地相这门风水之术，就是阳宅分为看门井灶的阳宅相法与看龙穴砂水向的阴宅相法。现在的堪舆学已分成三元、三合、玄空、九星、范宗、水法等派别，每派之下，复分数小派。主理气，偏峦头，或重奇门，或重道功，其门户之见是根深蒂固，各门各派都标榜着所谓“独门秘诀”，而事实上，无论是何门何派皆各具特色而长短不一，其理皆通，只要深入的研究就不难明白，所以真正懂堪舆学的学者，是将各派的特色等量齐观，并且融合各派的特长，从而发挥出堪舆术的真正妙用。

以上关于中国玄学五术的渊源传说近乎于神话，或为先人流传，或为后世所杜撰，我们无从也没有必要去考证它的真实性以及来源的可靠性，但是其分类详尽准确而精辟还是值得世人可取的。

以上是龙易居士对中国玄学五术的一个总体梳理，部分文字来源于网络，在此谢过，通过上面的这些介绍，希望广大易学爱好者对我国古代易玄学术体系有了一个重新认识的契机，他山之石，如能抛砖引玉，则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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